中國如何應對經濟減速？

英國金融時報
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盧鋒

與全球經濟類似，近來中國經濟也出現增速持續減緩走勢。受四萬億超常刺激措施作用，中國GDP同比增長率2010年1季度達到11.9%峰值，此後總體上呈現回調趨勢。2010年4季度GDP增速從3季度9.6%回升到9.8%，此後7個季度持續下降。2012年前3個季度經濟增速持續走低，分別為8.1%，7.6%和7.4%。

從“朗潤預測”（具體參見附註）對中國GDP季度增長率預測值與實際值的偏差 來看，2012年前三個季度“朗潤預測”連續三次出現正值誤差，累計誤差值為1.1個百分點，顯示目前經濟減速具有某種“超預期”特點。

中國經濟為何減速？

外部經濟環境影響無疑是重要原因。主要發達經濟體作為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其經濟減速會抑制中國出口需求。雖然中國企業在開拓出口市場多元化方面多方努力並取得成效，外部經濟減速仍會通過外需環節拖累中國經濟增長。不過分析大國經濟表現特點，更應從內在因素方面分析根源。從國內看中國經濟增速減緩至少有三個層面背景根源。
第一是長期原因。中國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正經歷峰值期並將趨於下降，加上年輕勞動力供給增量趨於減少，對潛在供給增速產生某種抑製作用。另外中國與發達國家可比人均收入差距較快縮小，意味著潛在後發優勢發揮空間逐步收窄並制約潛在供給增速。考慮長期結構因素趨勢性變動對供給面影響，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可能已從早先兩位數高位回落到一位數。雖然對潛在增長率難以獲得精準估計，考察國際比較經驗和學界主流看法，觀察中國近年宏觀經濟表現，有理由推測長期潛在增速應已從早先10%左右下降到目前8%-9%。

第二是周期原因。上一輪開放經濟景氣增長成就巨大，但是周期累積矛盾與失衡因素需逐步調整，要求一段時間經濟增速減緩。例如中國央行總資產從2001年初3.83萬億元增長到2011年初26.9萬億元，間共增長六倍。同期中國廣義貨幣M2從大約14萬億元上升到73.4萬億元，十年共增長4.2倍。然而同期中國實際GDP增長約1.7倍。即便考慮經濟轉型期“貨幣深化”因素，貨幣總量規模仍擴張過快，伴隨經濟增長偏快偏熱、通脹壓力揮之不去、資產價格間歇飆升等失衡現象。另外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幅度大比例超過廣義貨幣，提示中國金融抑製程度可能有增無減。宏觀金融過度擴張的累積矛盾，客觀上需要一段時期經濟適度減速加以調整化解。

第三是短期原因。2008年底一攬子刺激經濟措施，對穩定當時就業形勢與促成經濟增速較快回升發揮了重要積極成效。然而刺激措施畢竟是通過透支未來收入與需求發生作用， “功成身退”後會由於透支回補效應派生經濟減速現象。例如刺激措施包括2009-2010年對汽車業提供降低購置稅和下鄉補貼，刺激中國汽車產銷量從2008年965萬輛和936萬輛，分別躍升到2009年1420萬輛和1362萬輛以及2010年1875萬輛和1804萬輛，兩年產量累計增長幅度高達94%。2009年中國汽車產銷量已居世界第一。但是常識告訴我們，汽車市場增速不可能維持在年均30%-40%超常水平，兩年井噴式增長對汽車未來供需潛能透支需要後續減速回補。結果在刺激措施退出後，2011年產銷量增速雙雙急劇下降為約1.8%，2012年車市仍處於“微增長”狀態。另外刺激政策推動鋼鐵業反彈、地方融資膨脹、房地產擴張，這些領域也都發生後續透支回補效應，構成宏觀經濟增速減緩的行業背景。


適度減速調整利大於弊

分析國內外經濟減速形勢，需要評估其潛在負面影響。外需不振，稅收下降，企業經營困難，就業壓力加大等方面困難是有關討論擔憂的問題。重視上述潛在不利影響無疑是務實和必要的，不過通過具體分析有關問題能夠看出，宏觀經濟適度減速上述影響其實具有較大程度可控性。考慮篇幅限制，這里主要結合我們對廣義奧肯模型，中國奧肯關系以及就業形勢的研究結果，簡略討論宏觀經濟增速減緩給勞動市場與就業形勢帶來壓力問題。

保持經濟就業創造控制較快增長，控制城鎮失業率過高，並為農業勞動力持續轉移提供支持條件，是轉型期中國長期發展和短期宏觀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然而認為減速調整必然會對失業造成難以承受沖擊的觀點依據不足。實際情況是，給定中國人口和勞動力增長軌跡，過去一段時期經濟偏快增長造成整體勞動力市場特別是相對低端農民工市場供不應求壓力，並伴隨此起彼伏的“民工荒”現象。因而適度減速調整有助於改變這一狀態，並有助於把勞動市場壓力轉變為提升經濟和就業結構高度化的動力。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轉型實際情況顯示，除大範圍國企改製與知青回城兩次釋放舊體制扭曲壓力帶來嚴重失業沖擊外，經濟快速增長對保證城鎮勞動力比較充分就業提供有利條件。從廣義奧肯定律角度看，宏觀周期對勞動市場影響主要體現為農業勞動力轉移相對規模變動，而不是傳統奧肯定律重視的失業率變動。中國廣義奧肯方程估計結果顯示，宏觀經濟增長相對長期潛在增速降低一個百分點，會導致用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占社會勞動力總量比率衡量的轉移速度回落近0.37%個百分點，對城鎮失業率也會帶來近0.35個上升影響。不過模型顯示，宏觀周期對勞動力轉移影響高度顯著和穩健，對失業率影響不具有統計顯著性。
如果上述經驗估計值具有參考性，假定目前中國潛在增長率為8%-9%，那麽今年略高於7.5%的預測增長率，可能會帶來農民工就業增量回落大約150-450萬之數。採用過去十餘年農民工增量年均數為基準，7.5%經濟增長率可能要使農民工增量比宏觀經濟在充分就業狀態時下降16%-48%。萬一實際經濟增長率過度下滑到5%-6%，可能出現農民工增量為零和勞動市場就業壓力較大增加情況。由此可見，應對經濟減速調整需關註勞動市場動態和就業形勢變動這個民生重點問題，然而也需客觀認識到，現實環境與上世紀末因為消化舊體制扭曲面臨嚴重就業壓力形勢已有本質不同。經濟減速到7%上下雖然會對勞動市場特別是農民工轉移帶來顯著影響，但是這一影響更可能是增量一定程度下調，而不是農民工增長趨勢性逆轉。

從積極角度看，適度減速必要性和基本意義在於有助於調整化解早先宏觀累積失衡因素，並為深化改革創造有利的宏觀環境。此外在外部經濟關系方面，適度減速調整也客觀具有幾點積極功能。一是有助於增加中國獲取外部大宗商品原料和能源供應的寬松度。戰後全新國際經濟秩序與全球化環境，使中國這樣後起大國可以從國際市場大規模獲取大宗商品原料與能源，不必註定陷入“列寧論斷”的咀咒，從一個側面顯示和平發展道理具有可行性。然而晚近經驗也顯示，如果全球經濟普遍增長偏快，則會造成供給彈性偏低的資源性商品供應相對緊張格局，甚至對國際政治關系趨緊產生推波助瀾作用。全球經濟減速調整，有助於提升資源性產品市場供給寬松度，有利於中國實現經濟現代化目標。


二是有助於抑制貿易條件惡化的不利影響。過去十餘年經驗數據顯示，由於中國作為最重要增量大國體量規模，總需求擴張偏快會通過“貨幣擴張-投資增長-進口數量增長-進口價格增長-貿易條件惡化”的傳導機制，對中國經濟帶來負面經濟效應。個別年份貿易條件惡化負面影響相當於減少超過2個百分點GDP。減速調整雖然未必能帶來價格貿易條件持續動態改善，然而至少可能減少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程度。

三是有助於保障中國作為巨大外部債權國利益。中國是擁有3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最大外部債權國之一，通貨膨脹對債權方不利而對負債方有利，中國龐大債權投資收益對未來預期通脹相當敏感。比如假設全球通脹上升3~4個百分點，中國外部債權損失可能會超過千億美元。如果主要經濟體貨幣與經濟過度擴張，會顯著抬高全球通脹水平，使中國作為外部債權國利益受到損失。適度減速調整有助於中國龐大外部債務資產保值。

以改革培育自主性景氣增長基礎

中國經濟減速一定程度是全球經濟減速調整派生的結果，又是全球經濟減速大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應對新的宏觀形勢，需告別一段時期“刺激經濟保增長、行政乾預抑通脹”調控模式，在繼續溫和寬松的宏觀政策基礎上，趁勢實施經濟調整方針，著力推進關鍵領域改革，為新一輪自主性景氣增長到來積極創造條件。
目前經濟增速應低於潛在長期供給增速，這時有必要實行穩增長政策，舒緩正常經營企業面臨困難，防範經濟過度失速。中國經濟具有能動性含義之一，是我們擁有較多能發揮促增長作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各種寬松取向的貨幣政策工具，積極取向的減稅與財政政策措施，適度增加保障房與基礎設施投資政策，放鬆對企業投資數量管制等等。近來中國政府實施的比較積極審慎的穩增長保增長政策，大體符合溫和寬松政策範疇。最新宏觀數據顯示，中國宏觀經濟明顯出現企穩回升勢頭，顯示前一段進取而有剋制的穩增長措施正在發揮預期效果。

在實施逆周期宏觀調節政策同時，我們需要總結過去十餘年宏觀調控實踐經驗與教訓，對開放型市場經濟下宏觀調控政策的功能、目標與定位加以反思，針對轉型期宏觀失衡現象的深層體制根源進行調整改革，使短期總需求管理政策與長期結構性改革措施形成合理匹配與動態協調。當我們實施積極宏觀政策保增長同時，需要明確應保或力求的是自主性與內生性增長，而不是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長；是準入公平與鼓勵競爭的增長，而不是維護壟斷前提下的增長；是品質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長，而不是質量低下和運營粗放的增長；是穩健與可持續增長，而不是失衡累積難以持續的增長。宏觀政策基本功能應集中與調節總需求，不能指望通過宏觀調控解決所有結構問題。就必須把政策思路與重心轉變到調整和改革方面，在破解深層結構問題和理順機制方向下功夫，為培育新一輪自主性、內生性與可持續的景氣增長奠定基礎。

一段時期經濟整體比較快速擴張與關鍵領域改革進程相對滯後，使目前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面臨“行百裡者半九十”的挑戰。展望未來，中國面臨改革議程千頭萬緒。從本文考察的通過市場力量推動經濟減速形勢向自主性景氣增長轉變的視角分析，以下幾方面改革議程具有特殊意義。

一是要深化農地制度改革。在年底基本完成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基礎上，趁勢推進以界定農民土地流轉權為關鍵內容的改革，引入新規範使小產權房有序合法化；二是擴大民營企業準入，給企業家能力發揮創造更大空間。要力推企業減稅減負改革，減少政府投資核準與審批對象範圍；三是加快深化匯率與利率體制改革，創建與開放性大國經濟需要相一致的現代宏調架構，並為根除金融抑制和治理資產泡沫創造體制條件。

附註：“朗潤預測”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CMRC中國經濟觀察”季度報告會實施的一個子項目，內容主要是邀請協調國內主要宏觀經濟分析預測機構對中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提供季度預測。從2005年4月開始，至今已發布30次“朗潤預測”。共有20多家特邀機構常規性參與“朗潤預測”，具體可以看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網頁“CMRC中國經濟觀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