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着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從花朵和石塊中鑽出來，擦乾淨身上的髒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着眾人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
瑞典時間2012年12月7日下午，中國作家莫言在瑞典學院的獲獎演講中如此回應有關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爭議。
自今年10月11日獲獎後，莫言始終處於爭議的漩渦, 引發撕裂式的討論。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稱讚莫言獲獎“是慰藉，是證明，也是一種肯定”；而中國異見人士則表示不滿，認為莫言向政治體制妥協，並迴避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受監禁一事；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甚至將莫言獲獎評價為“給為民主與人權努力的人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昨天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諾貝爾獎新聞發佈會上，莫言將新聞審查制度與機場安檢做比，引發新的爭論。他說：“我從來沒有讚美過新聞審查這種制度，但我想新聞審查每個國家都存在。但是審查的尺度和標準都一樣。如果沒有新聞審查，大家都可以在任意污衊和誹謗人家。” 莫言被指間接為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辯護。
莫言在瑞典學院的演講備受矚目。前往採訪的中國媒體超過30家，雖然演講開始於北京時間12月8日凌晨，門戶網站新浪網、騰訊網等對演講進行了全程直播。演講持續了30分鐘。莫言身着中山裝，胸前印有紅色的篆書“莫言”字樣印章，全程使用中文朗讀講稿，現場的英文翻譯只持續了10分鐘後即停止，有7種語言版本的演講詞供現場觀眾參閱。莫言演講的題目是《講故事的人》。
故事的確是演講的線索。莫言從與母親有關的三個故事開始，談及貧窮、飢餓和孤寂的童年，他從聆聽說書人並複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中獲得慰借。莫言說：“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慾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但我並沒有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莫言1955年2月出生於山東省高密縣，在他的早期短篇小說《秋水》中，首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自此這個虛構與現實結合的鄉村成為莫言創作的核心舞台。莫言是中國“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多以中國膠東半島的農民為主要描寫對象，並將中國農村的歷史與現實和當地民間傳說、神話故事相融合。
莫言說：“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他向進入他小說的親人和鄉親致謝並致歉：“也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麼？’”
演講中，莫言向中國明清時代的作家蒲松齡致敬，他稱自己為這位講故事的偉大天才的傳人。
在離開貧瘠卻又迷人的童年與故鄉之後，莫言以“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作為過渡，進入了對個人作品的總結階段。
莫言總計提及自己創作的小說10部。包括早期的中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蛙》等。在談及《天堂蒜薹之歌》這部以真實的騷亂事件為原型的小說時，他說：“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麼，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麼。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並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演講中大量提及和總結自己的作品，這在諾獎文學獎得主演講中並不多見。莫言也感到“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厭煩的”，他請求原諒。這一安排似乎意味着莫言期望人們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他的文學創作上，而非政治立場。但這種文學總結使人感到視角的錯位，《中央電視台》特約評論員楊禹在新浪微博上評論說：“言說的角度有點糾結，有些話適合別人評價他，而非自我評價。”
之後莫言將演講的時間留給了回應爭議。在講述完“花朵，石塊與污水”的比喻後，他繼續用三個故事來闡釋態度。
第一個故事發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上小學三年級的莫言前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在老師的引領下同學們放聲大哭，但有一位同學沒流一滴淚，莫言充當了“告密者”，向老師報告這位同學的“無情”，多年後莫言對此感到懺悔，但他說：“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第二個故事是莫言在部隊工作時，對一位老長官的粗魯與不恭。
第三個故事更似中國民間傳說，有着曖昧的層層遞進情節。八個泥瓦匠在暴風雨中躲進廟宇，廟外雷聲大作火球翻滾，八人認定是由其中一人做惡所致，商定將此人扔出廟宇，他們拋擲草帽，誰的草帽被捲走便將誰扔出。當一個不幸的人草帽飛走旋即被扔出廟門後，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這三個故事在中國的互聯網上迅速引起熱議。莫言多部小說的編輯、作家葉開認為這些故事串聯起一個道德諷喻——倡導多元與寬容，尤其是第三個故事，葉開認為它講述了“一個寬容的、活性的社會，是能容忍差異的。極端主義者通常是暴力的同謀”。而上海作家孫孟晉卻評論說：“一個為自己辯解卻把眾人留在廟裡的人，是諾貝爾文學獎中最無普世價值觀的演講。”
莫言的名字首次出現在瑞典學院是出自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大江健三郎在瑞典學院——與莫言演講同樣的地方，發表題為《我在曖昧的日本》演講，將莫言作為“蘊含著持久的貧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亞洲”的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大江健三郎的演講描述了現代日本無論作為國家還是個人的複雜與力量。
莫言演講中也向他的兩位文學前輩致敬：美國作家、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和哥倫比亞作家、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ía Márquez) 。獲獎後他們也分別在瑞典學院進行了演講。福克納以“我認為這個獎項不是授給我個人而是授給我的工作——一項艱辛而痛苦的畢生投入的人類精神的工作，既不為名也不圖利，而是要從人類的精神原材料中創造一些前所未有的東西”作為開頭；馬爾克斯則以“我們感到有權利相信：着手創造一種與這種烏托邦相反的現實還為時不晚，到那時，任何人無權決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時，愛情將成為千真萬確的現實，幸福將成為可能；到那時，那些命中注定成為百年孤獨的家族，將最終得到在地球上永遠生存的第二次機會”作結，他們的演講至今使人難忘。
莫言演講後即刻迎來了新的“花朵、石塊和污水”。中國的互聯網上有評論認為他的演講是中國民間敘事傳統的一次集中展示，不熱衷直抒胸臆，而是藉助寓意豐富的故事進行隱喻，達到見仁見智的效果，樸實真摯；而另一些評論認為他過分關注自我總結和自我辯解，視野和格局有限，在演講中迴避直接談論中國現實，缺乏政治立場 。
一位ID為“ezhoujie”的新浪微博用戶在觀看完演講直播後的凌晨，寫下這樣一段話：“長久以來對社會對自己內心的觀察，讓我相信寬容比自由更重要。只不過可惜的是，如果拿來給自己辯解，就浪費了這三個好故事。祝賀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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