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調整乃當務之急

歲末將至，此刻正好檢討過去一年政績，並擘畫未來的願景。今年以來，民眾最關心的議題，乃是ＧＤＰ增長由四．五八％預估值九度下修，而整年能否「保一」，變成馬政府的最後防線。而在谷底盤久必彈的情況下，國內外機構目前普遍預測明年ＧＤＰ增長在三至四％之間，看似績效尚可，其實是比較基期太低所造成的假象，景氣復甦力道疲弱，乃是不爭事實，不必多費口舌辯論。

在今年一整年的失落中，主政者既無法提出解決之道，規劃出宏遠之願景，反而假「公平正義」、「市場機制」、「使用者付費」之名，揮舞道德大旗，掩護油電雙漲、證所稅、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等過關，企圖將政府無能、國營事業績效不彰，與弊端叢生之惡果，轉嫁給全民承擔，致使民眾生活之痛苦指數不斷攀升，馬總統之支持度因而掉到史上未有之十三％，民眾對其貢獻之評價，甚至不如已被關在牢中的陳前總統。台灣曾經創下台灣錢淹腳目的經濟奇蹟，名列亞洲四小龍之首，今日竟向下沉淪，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薪資水準倒退回十四年前，昔日繁華如南柯一夢，化為夢幻泡影；而執政者猶以國際評比之空泛數據沾沾自喜，此誠可悲的台灣，可憐的台灣民眾，可笑的主政者。

在政府運轉失能之下，台灣發生了一個特殊現象，即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突然成了一門顯學，甚至可以說，台灣民眾之幸福與否，以及檢驗政府的執政效能，乃繫於ＧＤＰ成長之高低。這是一種嚴重的迷思，誠然，ＧＤＰ乃國際社會普遍用於評估一國經濟發展的指標，然則台灣特殊的產業結構與營運模式，卻讓原有之統計方式出現盲點，無法反映真正的經濟實況。例如，台灣幾乎所有對外投資均是投資中國，大量產業外移中國，因此有超過半數出口商品係在海外生產，十一月份已創下五十一．七％之歷史新高。簡單說，我國出口佔ＧＤＰ之七成，但其中竟有半數產品係由台商在中國的工廠生產。而電子業的海外生產比重高達五到八成，資訊通信類（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外移最嚴重，一到十一月海外生產比重高達八十四．七％。例如資通訊產品，每個月平均接單近一百億美元，實際從台灣出口僅二十億美元。此種「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三角貿易型態，無助於台灣的就業與薪資成長，因此ＧＤＰ之數據乃與民眾實際生活脫鉤，民眾不會因為ＧＤＰ的成長而產生幸福感。

其次，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周雨田憂心表示，現今台灣經濟之狀況，並非景氣的短期循環變化，而是經濟結構長期性調整。換言之，台灣經濟之病並非急症，而是長期積累的慢性病。首先乃是企業大量西遷，對中國依賴度日益升高，使部分台灣企業之榮枯與台灣社會、民眾福祉脫節。此舉更造成台灣的貿易依存度太高，不僅高度依賴中國，更易受到國際景氣變遷的制約，失去走上自主之路的能量與方向。再者，台灣產業結構的重心，雖然歷經傳統製造業到電子資訊，但仍不脫組裝代工框架，欠缺創新研發與品牌，雖大量生產卻利潤微薄，產業發展往往應了台灣俚語所謂「台灣沒有三日的好光景」。以筆電為例，台灣業者的產量曾高達世界之九成，但創造之數百萬就業機會卻在中國，而且進入門檻低，因此產業淪為瘋狂殺價的紅海，毛利率急劇下降，今日更有「保二」、「保三」之譏，即毛利率只剩二、三％，扣除管銷、人事成本，幾無利潤可言。

台灣科技產業應以台積電為師，擁有核心技術能力，並以本土為生產基地，方可創造高附加價值，否則難逃全球化與科技化之淘汰。因此，產業結構調整，與降低對單一國家的貿易依存度，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但現今主政者缺乏遠見、智慧與能力，無法解決問題，落實願景，只會吹噓部分空泛的國際評比，不斷製造口號，形成視覺與聽覺上的污染。坦白說，在今年幾乎停滯的低基期下，明年ＧＤＰ要達成三％的成長並不困難，但全球金融海嘯以來，台灣也曾因為負成長的低基期而出現十．七六％的ＧＤＰ成長，民眾卻全然無感，因此若不能進行以代工為主的產業結構調整，改變高度依賴的貿易型態，明年即使有三％的ＧＤＰ成長，或所謂Ｕ型反彈，亦只是一種迷思，恐無實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