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N9禽流感“值得密切關注”

英國 金融時報 傑里米•法拉爾 我五歲那年，全家從新加坡遷往英國。我們當時坐船在海上航行了6個星期。和現在一樣，當時的亞洲也流行著多種禽流感。假如我上船前感染了其中一種，那麽我要麽在途中痊愈、要麽死在船上，但只會傳染給船上其他的乘客。如今，我常常往來於越南工作地點和英國，旅途只用花不到一天的時間。如果我攜帶了一種新的傳染性病毒，那麽我可能有必要受到全世界的關切。 旅行全球化帶來了疾病的全球化。H7N9型禽流感（上周被報在中國出現人傳人）等新型病毒的出現，已不再是病毒爆發地一個地區的事情。今天在上海或胡志明市流行的傳染病，明天就有可能傳到倫敦或紐約。 逾17年來，我一直在越南從事新型傳染病研究工作。這些傳染病包括2004年越南爆發的H5N1型禽流感，以及2003年傳染全世界的非典(Sars)。我的經驗令我確信：H7N9值得我們密切關註。 這是一種從禽類傳染給人類的病毒，人類以前從未感染過它。我們對這種病毒沒有免疫力，並且有跡象顯示，H7N9型禽流感比其他的禽流感跨越物種障礙（這種障礙能保護人類不受其他物種的感染）的能力更強。如果這種跨物種傳播經常發生，那麽它獲得人傳人能力的幾率就會增大，從而可能變異為一種具備引發全球性大流行潛力的病原體，比如曾導致2000萬至4000萬人死亡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 因此，近期從中國傳來的消息十分重大。但盡管消息顯示，H7N9有出現人傳人的可能性，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病毒真的能夠引發全球性大流行。這起人傳人病例中的情況比較特殊：一名女兒在照顧患病父親的過程中被感染。這跟在公交車上被打噴嚏者傳染是兩碼事。 我們目前對流感病毒進化情況的瞭解，還不足以讓我們判明哪種病毒構成真正可怕的威脅。我們所能做的只有觀察。可喜的是，我們的觀察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特別是在非典之後的十年裡。在2003年的時候，我們是不大可能僅憑寥寥幾個病例發現H7N9或新型中東呼吸系統綜合徵冠狀病毒的。得到預警意味著有望早作準備，但預知本身也會帶來挑戰。總有一些威脅不會轉化為現實。 從H1N1豬流感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為何可能造成問題。2009年，該病毒爆發的最初幾周，隨著墨西哥傳出多起死亡病例，我們以為這種病毒不僅具有高傳染性，而且致死率極高。高傳染性加上高致死率，讓每個人驚惶失措。在更加瞭解這種病毒以後，我們判明，H1N1的毒性並沒有我們原先擔心（這種擔心也是合理的）的那樣高，盡管這種病毒最終感染了世界人口的20%，並且估計仍導致了逾28.4萬人死亡。一些評論人士指責科學家喊“狼來了”。他們現在對新出現的威脅冷嘲熱諷，這助長了人們的盲目自得情緒。 我認為，在H1N1病毒爆發初期對其予以關切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我們未能恰當地認識該病毒發展情況的不確定性，更沒有很好地向公眾傳達這種不確定性。我們必須改進：具備引發全球性大流行潛力的病原體還會繼續出現，其中還會有許多被我們發現。盡管這些病原體絕大部分甚至不會引發地區性流行，但有較少一部分會引發局部流行，其中還有極少部分會引發全球性大流行。目前，我們只能粗略地預測這些病毒的發展軌跡，因此必須對所有病毒都認真對待。因為許多威脅沒有成為現實，公眾和政界可能真的會產生“風險疲勞”。隨著“未知的未知”變成“已知的未知”，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向公眾傳達這種信息，並坦白承認我們感到不確定的部分。 我們還必須下更大功夫去理解真正危險的病毒有哪些警示信號，即：哪些特徵預示著這種病毒會導致嚴重的疾病、以及會人傳人。我認為，這意味著應支持所謂的“功能獲得”(gain-of-function)實驗，並將實驗結果公開發表，供全世界的科學家學習。“功能獲得”實驗的方法是在實驗室中對野生的病毒株進行各種改造，以確定哪些特性能夠增加其毒性。 這種實驗具有爭議性，因為存在生化恐怖主義風險，或者病毒意外釋放這個幾率更高的風險。因此，這種實驗一直被一些科學家和生化安全官員抵制。但在恰當的監管下，這種實驗將發揮關鍵作用。我們在越南的這支團隊正對H5N1型禽流感病毒進行監測，以確定“功能獲得”實驗暴露的哪些特徵可能引發全球性大流行。在研究第一線，這是我們履行監控職責所需要的信息。 我們目前無法確定一種新型病毒是否會引發全球性大流行，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某一種新病毒遲早將引發一場全球性大流行。我們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能更好地掌控這種不確定性，也就越能更好地為可能爆發的危機做好準備。 本文作者是牛津大學越南臨床研究部(Oxford University Clinical Research Unit in Vietnam)主任，並將於今年10月起擔任英國維康信托基金會(Wellcome Trust)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