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腐整治的解決之道

英國《金融時報》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教授 孫滌


筆者近期聽了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以“國家乾部貪腐整治的解決方案”為題的講演，頗生感觸。這場上海發展研究會沙龍的講題在眼下意義特別重大，考慮到盛洪有“救救乾部”的讜論，在網上頗引起爭議，其他參會者多有期盼。

盛博士首先回顧了過去三十年來官員貪腐，成長可謂神速，從千元到百萬元到十億元，每十年躍遷一個台階——從K級、M級、擴展到目前的G級，絲毫不輸於信息時代的速度。盛博士發問，官員（甚至基層乾部）墮落成巨貪，最終能撈到好處否？抱著自利的初衷，卻吃不到自利的善果，貪腐而落得寓言般嘲弄，演成悲哀的話劇，劃得來嗎？

事實上的確如此。貪腐攫取的贓款見不得陽光，貪官們將現鈔多方騰挪掩藏，或埋在園子的樹底下，或塞進浴室的水槽里，心驚膽戰，直到中紀委查抄到家裡，照單全收。網上盛傳的一則故事，盛博士也引用了，為了點數贓款，居然燒毀了四部點鈔機，數目之巨令人咋舌。筆者對此不敢輕信：若按點鈔機的常規速度，一秒鐘點鈔十張百元大鈔即達千元，一小時3600秒，就能完成大約360萬人民幣的清點；若此公窩藏的現鈔為一千萬元，用不了三個小時，一部點鈔機就可勝任有餘。要不是調侃杜撰出的笑話，那四部點鈔機也屬於偽劣產品，準是“五鬼搬運”（包括官員）的結果。不過盛博士的邏輯還是清晰的，貪官們處心積慮，到頭來吃得到貪婪的成果嗎？所謂跌倒的是和珅，吃飽的倒是嘉慶，他們使巨額贓款退出流通，徒然幫了人民銀行的忙，部分遏制了央行超發的貨幣的通貨膨脹效應。不亦悲乎！

運用成本-效益的經濟分析方法，來說明官員的貪腐乃有違“經濟理性”，是一回事，但是“曉之以厲害”的結果能否有效解決貪腐的泛濫？筆者心存懷疑，進而認為這種預期效用的利弊分析，其窠臼來自於加里•貝克(Gary Becke），並不適用於貪腐沉痾的解決。

鼎鼎大名的貝克教授是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他不但早早得到經濟學諾獎，而且開創性地把經濟分析方法延伸到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他的名著《生活中的經濟學》里，小品文章有不少膾炙人口的案例，其中的一個名篇，貝克教授的現身說法，不妨轉引如下。

有一次貝克趕到校園參加校務會議，時間已到，但找不到停車位。於是他做了盤算，在不該停車的地點違規泊車的話，其成本和收益各為幾何？從效益的角度，避免遲到的尷尬，教授把好處定為兩百美元的話，怎樣來計算成本？吃罰單是個概率事件，假如被逮到的機會是5%，而罰單為50美元，那麽期望中的成本是50*0.05 = $2.5， 遠遠低於$200，也就是交易的凈收益為$197.5。 於是貝克“成功地”立即把車泊下，心安理得地開會去了。那麽校方為了維持秩序，怎樣做才能遏阻貝克教授的違規行為？把罰單提高到$4000，才能達到貝克教授的“盈虧平衡點”。不過這樣做顯然是個“惡法”，對違規者的懲罰構成了“過度的殘忍”。提高稽核力度？比如說全天候加強巡邏，即使把逮到違規泊車的概率提高到80%，那麽一張罰單至少得$250，才能“救救”貝克教授不至於亂泊車。不但加重了執法的難度，這$250的罰單，對師生是不是也太過嚴酷了點？

看來貝克教授總是“贏家”，假如沒有“外部性”的話。對於這樣的交易，外部效應又在哪裡？

比如，一個講座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一旦在校刊上披露出來，聲譽恐怕會受點影響。依照貝克教授的邏輯，聲譽損失假定為$100，那麽違規泊車的成本就增加到 （$50+$100）*5% = $7.5，仍然遠遠不足以阻止貝克教授的違規行為。只有當他的聲譽損失高達$3950時，理性的計算才會讓貝克之流的違規者有所顧忌。看來芝加哥大學的校規是過不了“成本-效益的理性計算”這一關的了，希望在哪裡？

套用到貪腐治理的大問題，我們的希望又在哪裡？ 讓我們先來算一筆賬，按照貝克的理性計算的思路。盛博士給了我們一些估算的數據，官員的貪污金額平均為一千萬元；他被查處的概率為4%-17% （近兩年來提高到17%，對此人們的信心不足），查處核實後平均判刑15年。為了簡單起見，在肅貪力度進一步得到加強的情況下，我們把平均查處的概率提高至20%，平均刑求提高為20年的話。那麽貪腐的官員怎樣來進行理性計算，方可在貪與不貪之間做成“合理的抉擇”？假如貪官的正當收入（薪資+津貼）平均每年是40萬元，那麽，貪腐行徑的凈收益（期望值）是 （-40*15）* 20% +1000*80% = 650萬元。把這個算式推至極端，貪腐的懲罰定為死刑，力度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貪官的最大損失為40年生命（按事發時的平均年齡40歲，可望活到80歲的話），他期望中的凈收益仍然“劃得來”，顯著超過了零值：（-40*40）*20% + 1000*80% ，高達 400萬元。

上述的計算當然很粗略，沒有考慮到諸如通貨膨脹率、折現利率、現金的投資回報、退休後是否仍有十足年薪，等等，不過這些舍象掉的因素不太可能逆轉計算的結果。然而，從常識、常情常理來看，這樣的理性計算結果不能不說是荒唐的。其所以荒唐，是它背離了人類千萬年來合作競爭積澱下來的道義情感的底線，違反了人的良知——內在化為根植我們心中的合作規則。直截了當，貪污就是不對的！很多行為科學的實驗都證實，常人的良知普遍存在，即使往往出格便宜行事，也還是很有限度的。若把對不正當行為的道義反感摒除在外，純然用狹義的自利最大化原則來計較孰利孰弊的話，不但反貪沒有希望，官員們不可能“得救”，貪腐的規模只會是有增無減。

另一方面人們得追問，官員們哪怕是職級相當低的乾部，為什麽短時間內就能斂得千萬巨資？是誰設的卡，讓他們有收租的可能？權利無當、暗昧、不受節制，官場成了一個大染缸，不可勝計的人都深陷其中難以自拔。這樣的格局的確令人神傷。

話說回來，我們有權利問責官員，他們確實負有更高的正當性義務，盡管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如和一個偶爾來芝加哥大學的訪客不同，貝克教授對維持校園秩序負有比一般的學生更高的道義，官員們對公權力的維護也應當比一般民眾盡更大的責任，否則理應招致更嚴厲的責罰，懲戒其背信棄義的行為。

至於經濟分析的方法，也應當承擔起比工程學之類更多的公義責任。糾纏於“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繁瑣計較，而罔顧“實踐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賦予的價值對錯的責任，是對經濟學的一種可悲的降格（downgrade）! 借用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的教誨：人們所真實追求的，也是在社會是否成功的最終評價，是同類的認同和贊譽（praise）。其本質，是值得贊譽的行為（praiseworthiness）的內在化，切實擔當得起這種贊譽，而非僅僅披上了貌似贊譽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