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歷奇跡，一生求索

從世界銀行卸任之後，經濟學家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引發諸多討論以及爭議，作為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本文中從個人經歷以及經濟實踐談起，闡釋他如何構建新理論來分析中國的轉型過程中的成績與問題，強調自己多年來研究思路一以貫之。他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從發展中國家有什麽、能做好什麽為切入點，發現發展中國家處處是機會。 本文為其新著《新結構經濟學（增訂版）》序言。

我有幸在2008年6月出任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這被認為是經濟學家在國際上的最高職位，歷來均由發達國家的大師級經濟學家擔任。我一生中也有幸親身歷經了兩次發展奇跡。1952年，我出生於中國台灣，當時的台灣與多數非洲國家一樣貧窮落後。1979年，我來到中國大陸。那時，台灣已經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此時的中國大陸，則依然如我出生時的台灣一樣貧窮，甚至比絕大多數非洲國家還落後。等到我到世界銀行任職時，中國大陸的經濟也已經奇跡般地實現了像台灣那樣的騰飛。

這兩次經歷讓我確信貧困並非宿命。一個國家即便深陷貧困陷阱的泥沼長達數個世紀，也能夠驟然改變命運，踏上快速發展轉型之路，在一、兩代人之間擺脫貧困，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世界銀行的夢想是致力於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當應邀出任其首席經濟學家之時，我深感榮幸，試圖以自身體驗所獲得的啟迪去貢獻於世行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作為一名受到傳統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國知識分子，年少時我立志要奉獻自己的所學來致力於祖國的現代化。在世行任職時，我有機會接觸到許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傑出的知識分子，讓我感動不已的是他們也和我一樣懷著報效他們的祖國的志向。不論旅行到何處，我發現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和工人與我從小看到的中國台灣和大陸的農民和工人一樣，都殷切地期盼經由自己的辛勤勞動讓自己和後代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種公務活動中碰到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他們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夠為其國家帶來繁榮的良方。基本上這些國家領導人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長期執政，並且如果執政不成問題，他們也都想青史留名。實現這兩個目標的最佳方式就是為其國家和人民帶來富強繁榮康樂。然而，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幸運的國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依然深陷貧困之中。

中國原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直到十七、八世紀之後才落後於西方國家。年少時，我總認為西方發達國家能夠有其現在靚麗的發展成績，必然是因為他們擁有一部讓一個國家擺脫貧困實現繁榮的真經。只要學會了這部經，帶回來真誠地實踐，就能夠貢獻於祖國的繁榮昌盛，幫助人民過上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當代經濟學的聖殿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6年取得學位後，到耶魯大學又做了一年博士後，1987年滿懷著信心和希望回到國內來工作。

回國後我發現，中國政府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推行的各項政策，基本上都違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學博士課程中學到的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有的基本原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經濟學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義，認為有效的經濟體系必須建立在私有產權的基礎上，由市場決定價格，配置資源，政府的作用則僅限於保護產權，推行法治、維護社會秩序。當時經濟學界的共識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應該執行根據新自由主義所形成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消除經濟中政府各種不當乾預所形成的扭曲。當時還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漸進的、雙軌制的轉型不僅會導致資源錯誤配置，而且，還會滋生腐敗、惡化收入分配，是比計劃經濟還要糟糕的制度。中國推行的卻是這種被學界認為是最糟的轉型方式。

我是應該像眾多國內外經濟學家那樣，以現有的主流理論為依據，把轉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都歸罪於中國政府過度乾預，未能徹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還是應該放棄現有的主流理論，以開放的心態把中國政府當作是一個以實現穩定和發展為目標而面臨各種現實的約束條件的理性決策者，構建新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轉型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和出現的問題？我選擇了後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一書。通過該書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國轉型前政府對市場的各種乾預、扭曲旨在保護那些違背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優先發展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漸進、雙軌的改革一方面為先前優先發展部門中的國有企業提供了轉型期的保護和補貼；另一方面，放開準入並因勢利導民營和外資企業進入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部門。這種方式能夠使得中國經濟在轉型期同時實現了穩定和快速增長，但是因為扭曲的繼續存在而會伴隨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所以，這本書的分析建議中國應該放棄趕超戰略，改為實行比較優勢戰略，並在轉型過程中創造條件解決傳統部門中企業自生能力的問題，消除雙軌制遺留下來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

這本書也預測到，如果像華盛頓共識主張的那樣試圖通過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勢必導致先前優先發展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破產，引起大規模失業和社會、政治不穩定。出於對這種嚴重後果的擔憂或是為了這些產業仍然被認為是國防安全與民族自豪感所必須有的“先進產業”，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療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給予的保護補貼後，再度引入各種“隱性”的扭曲和乾預以保護已經私有化了的企業。私有企業對這種隱性保護補貼尋租的積極性會比國有時高，代價會比之前高昂，腐敗和收入分配惡化的程度也會比雙軌、漸進的改革嚴重。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在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結果與《中國的奇跡》一書的預言一致。不管採取何種轉型方式，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的情形都存在，總的來講，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則更加嚴重。少數幾個在轉型期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如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轉型的中國、越南和老撾，以及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開始轉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島國毛里求斯，都採取從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是最糟糕的漸進雙軌的轉型。那些遵循主流經濟學理論主張的休克療法的國家卻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長率還不如六七十年代，危機的發生卻更加頻仍。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也讓我感覺到迫切需要對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進行反思。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主義風起雲涌，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脫了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枷鎖，取得政治獨立，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領導下開始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建設。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論思潮建議發展中國家迎頭趕上建立起當時發達國家所擁有的那種資本密集型的先進現代化大產業。這種思潮的邏輯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勞動生產率和發達國家達到同一水平，否則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達到和發達國家同樣的收入水平，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被認為是任何發展中國家要達到和發達國家同一勞動力生產率水平所必須有的前提條件。

在當時，市場失靈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未能建立起這些先進的大產業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也就是後來被稱為結構主義的第一版發展經濟學理論，建議政府剋服市場失靈，以進口替代戰略的方式，通過直接動員和配置資源來發展這些資本密集型的大產業。推行該戰略的國家通常會出現一個短時期的投資拉動的快速增長，但之後，經濟出現停滯和危機不斷。少數幾個實現奇跡式發展的東亞經濟體則是採取出口導向戰略，從發展傳統小規模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開始起步，根據當時的主流理論，這種戰略是錯誤的。

構建或學習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諱言的事實是，現代的主流理論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發達國家的學者根據他們所觀察到的發達國家的現象和經驗構建的。但是，我從1987年回國後的切身體驗以及對西方主流理論演進史的學習，讓我認識到發達國家其實並不存在一本“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真經。為什麽呢？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是，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前提條件的相似性，發展中國家由於條件和發達國家有差異，即使在發達國家適用的理論在發展中國家也不見得適用。更何況發達國家盛行的理論就像時尚一樣，不斷被新的理論所揚棄，也就是發達國家的理論即使在發達國家也不見得是適用。倘若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企業或個人根據發達國家盛行的理論來做決策，經常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遺憾。這個認識讓我幡然醒悟，為何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200多個發展中國家為了追趕發達國家也和中國一樣都做了許許多多艱苦卓絕的努力，但是尚無根據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制定政策而取得經濟發展成功的例子，少數幾個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的政策在推行時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則是錯誤的。

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如果死抱著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容易看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而變成一個批評家。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若想要對本國現代化的建設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認識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各種現象背後的因果邏輯，建立起新的理論、概念，產生新的思想，並據此提出不同於主流理論的政策建議。在《中國的奇跡》出版以後我繼續沿著這個方向努力，2001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設立了我在芝大時的導師之一D. 蓋爾•約翰遜教授命名的年度講座，請我去做首講，我藉此機會把過去十來年的研究做了一個總結，發表了題為“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收斂”的演講 ，會後諾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學的校報《Chicago Maroon》採訪時稱根據我的研究“過去15年出現的新發展理論是無用的……，包括許多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無用的”。他所說的新發展理論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內生增長理論”，芝加哥大學的羅伯特•盧卡斯教授在199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這個領域的開創性研究是他獲獎的原因之一。

2005年我又有幸獲得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去做2007年的馬歇爾講座。英國劍橋大學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國際經濟學界的聖殿，馬歇爾、庇古、凱恩斯、羅賓森夫人、卡爾多等經濟學界耳熟能詳的大師雲集。馬歇爾本人是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創始人，是繼亞當•斯密以後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該校為紀念他的貢獻，從1946年開始每年邀請一位經濟學家去做以他冠名的講座，邀請信提前兩年發出，給主講者充分的時間做準備。我是第61位主講者，也是第二位登上這個講壇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在我之前的60位主講者中有15位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於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在1968年才開始頒發，獲獎者必須在世，因此，在我之前的主講者中有資格得到諾貝爾獎的應該超過15位。我利用這個機會梳理了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發展理論，並以《中國的奇跡》一書中提出的經濟體制內生於發展戰略的理論框架為基礎構建了一個數理模型，用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數據對這個理論模型的各個推論做了經驗檢驗。演講的內容後來整理成書以《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為題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總共有5位諾獎獲得者寫推薦序，創下了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記錄。諾獎得主貝克爾寫到：“林的觀點是有爭議的但是發人深思的”。諾獎得主福格爾則說：“林不僅影響了中國政府和企業界的思想，而且影響了美國和西歐的經濟分析”。諾獎得主諾斯指出：“林的馬歇爾講座不僅提供了一個難得機遇去瞭解東亞經濟體過去幾十年波瀾壯闊的崛起，而且，去對經濟學家關於經濟發展的標準解釋投以質疑的眼光”。諾獎得主斯賓塞評價：“這是一本在多個方面來講都是重要的書……他的分析以貿易理論和比較優勢為基礎，但是，將其轉化為自成體系的增長戰略和政策的動態分析則是一個重要的成就”。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則稱贊：“這是一本充滿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書，解釋了為何一些發展中國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國家失敗”。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銀行任職，在去世行之前我是從中國的經驗為切入點去反思主流的經濟發展和轉型的理論，世行的工作給了我一個更高、更廣闊的平臺去觀察和瞭解其他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經驗，檢驗我根據熟悉的中國和東亞經驗所形成的理論體系的適用性。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直接主管的發展研究部有300多位受過良好訓練的經濟學家，間接管的經濟學家則超過1000位。此外，還有許多機會去和來自各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優秀經濟學家及政府領導人做面對面的直接交流。經過一年的碰撞切磋更增加了我對過去20多年來的研究在理論上的意義和在實踐上的價值，因此，利用2009年6月我到世行工作一年時的一個內部討論會，把我的研究正式定名為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繼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側重政府作用的結構主義、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側重市場作用的新自由主義之後的第三版發展經濟學。2011年3月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邀請我去做著名的庫茲涅茨年度講座，我藉此機會以“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發展問題的一個理論框架”為題作了演講，向經濟學界正式宣告新結構經濟學的產生。

在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時，我倡議經濟學界的同行在研究發展和轉型問題時要重回亞當·斯密，但是不是回到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觀點，而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國富論》的全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所揭示的對所關心的問題、現象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來。發展經濟學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幫助一個國家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根據經濟史學家麥迪遜的研究，在十八世紀之前就是西歐那些發達國家也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快速的經濟發展是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以後才出現的現象。這種快速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其原因則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使得勞動的產出和價值不斷增加，伴隨著生產規模、市場範圍、資本需求和風險的擴大，各種相應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也必須不斷完善以降低交易費用、減少風險。

新結構經濟學以企業自生能力為微觀分析基礎，以每一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為切入點，提出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需要依靠有“有效的市場”來形成能夠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價格體系以誘導企業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形成競爭優勢，也要有“有為的政府”來解決結構變遷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一個國家只有同時用好市場和政府這兩只手才能實現快速、包容、可持續的增長。

新結構經濟學和傳統的結構主義的區別在於結構主義把不同發達程度國家的結構差異認為是外生的，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新結構經濟學和一般新古典經濟學的差異在於一般新古典經濟學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同質化，沒有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產業和技術的差異。

前兩版的發展經濟學都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要發展中國家去擁有發達國家擁有而自己缺的產業（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或要發展中國家去採用發達國家能做好而自己做不好的各種制度安排（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發展要從發展中國家有什麽（也就是要素稟賦）和能做好什麽（也就是比較優勢）著手。政府的作用則是為在市場競爭中能做好的產業消除增長瓶頸，幫助企業把這些產業做大做強。

在我提出“有為政府”的觀點時，其他學者經常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保證政府的乾預是正確的？就此，我發表了“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政府在結構變遷動態機制長的作用”一文給予回應。

2012年6月世行任期結束前我將先前所寫的相關論文結集，以《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由世界銀行出版社出版。離開世界銀行以後，我又以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結合我在世界銀行走訪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所思所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寫了《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體如何崛起》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兩本書的中文版都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經濟學被人戲謔為“令人抑鬱的科學”（a dismal science），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這樣，因為從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來看，發展中國家處處是不足和缺點。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從發展中國家有什麽、能做好什麽為切入點，發現發展中國家處處是機會，認為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管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多麽糟糕，企業都有追求利潤的動機，只要政府能夠採取務實的政策，利用可動員的有限資源和施政能力，設立工業園或經濟特區，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提供足夠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以降低內外資民營企業生產、營銷的交易費用，則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立馬把微觀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踏上快速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結構轉型和動態增長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那樣必須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設好了，再來由市場自發的力量推動經濟發展。

以中國為例，1979年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時，中國的營商環境差，基礎設施落後，投資環境糟糕。中國並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的思路，把上述問題在全國範圍內解決好來坐等各種新的產業在市場的競爭中自發的涌現。相反，中國各級政府動員其有限的資源和能力建立了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從全國的角度來看，各項指標很差，但是在特區和園區內，基礎設施的瓶頸得以緩解，營商環境也變得富有競爭力。

中國在轉型初期雖然勞動力的成本很低，但是中國缺乏技術和管理的知識以利用這個優勢，生產具有合格質量可以出口到國際市場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了剋服這個瓶頸限制，中國各個地區、各級政府積極地招商引資，鼓勵國外具有技術和管理經驗、又有國際買家信心的外資企業到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來投資設廠。

採取這種務實的辦法，中國迅速發展起了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成為了世界工廠。在局部地區取得的成功為政府改善其他地方的基礎設施和消除扭曲提供了資源和條件。

上述務實的理念和做法雖然從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是最糟糕的選擇，但是卻成為不僅是中國而且也是東亞其它經濟體，甚至是非洲的小島國毛里求斯發展成功的秘方。

華堅鞋業在埃塞俄比亞的快速成功證明瞭這種務實的發展思路和做好在其它發展中國家同樣適用。為了驗證新結構經濟學的政策適用性，2011年我在世界銀行委托了一項名為《非洲輕工業》的研究項目。該項研究發現，埃塞俄比亞製鞋業的工資只有中國同行業工資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越南同行業的一半。埃塞俄比亞的勞動生產率大約為中國的70%，與越南大體相當。勞動成本大約占中國製鞋業總成本的四分之一，因此埃塞俄比亞在製鞋業上很有競爭力。但是，2010年，中國的製鞋業雇傭了1900萬工人，越南有120萬，而埃塞俄比亞只有區區8千人。

2011年3月，我帶著研究成果到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拜會了當時的總理梅萊斯·澤納維，告知他這項研究的發現，並向他介紹了中國建立工業園區，創造局部有利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以“築巢引鳳”，以及政府一把手親自招商引資、增加投資者信心來發展具有比較優勢、可以迅速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的經驗。同年8月梅萊斯利用到深圳參加大運會的機會，親自邀請中國的製鞋廠商去埃塞俄比亞投資。華堅鞋業是國內生產出口中高檔女鞋的一家大型生產廠商，受此邀請，2011年10月由老闆張華榮帶隊到亞的斯亞貝巴考察，當場決定投資，並招募了86名當地工人到國內培訓，三個月後，於2012年1月便在亞的斯亞貝巴附近的東方工業園開設了鞋廠。從最初的550個工人，到了12月底擴充到1800人，當年華堅公司已經讓埃塞俄比亞的鞋業出口翻了一番多。到2013年12月華堅雇傭的工人已經達到3500人，預計到2016年會達到30000人。

埃塞俄比亞是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2012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453美元，又地處內陸，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來看總體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在全世界排名皆靠後。2012年之前，埃塞俄比亞和和絕大多數非洲國家一樣，外商從來沒有將之視為是一個可以做為加工出口基地的國家，發達國家的買家也從來不會有信心向埃塞俄比亞的加工企業下訂單。華堅鞋廠立竿見影的成功改變了外國投資者和外國買家對埃塞俄比亞的印象和信心。2013年由埃塞俄比亞政府出資在亞的斯亞貝巴附近的博萊拉明(Bole Lamin)建立了一個新的工業園，第一期規劃建22棟標準廠房，到了年底8棟已經建成，其他14棟還在規劃中。2013年冬不到3個月的時間，這些廠房就被22家外國出口加工企業搶租一空。盡管按照世界銀行的營商指標的排名，埃塞俄比亞從2012年的125位跌到了2013年的127位，上述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還是發生了。世界著名的大零售連鎖商店像H&M，TESCO等也在亞的斯亞貝巴設立了採購代表處。世界銀行過去對建立工業園持保留態度，在上述成績面前，2014年破天荒地給埃塞俄比亞提供了2.5億美元的40年免息貸款，支持博萊拉明工業園的第二、三期建設。

思路決定出路，上述的經驗證明，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無需坐等所有的發展條件都具備了才開始發展經濟。按新結構經濟學的主張，只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能夠務實地利用其有限的資源和施政能力創造局部有利的條件以支持內、外資企業利用該國的要素稟賦，發展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那麽，每個國家都能夠迅速創造出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來，都有可能告別過去的命運，開啟一個新的充滿活力的發展和脫貧的一章。

我非常高興《新結構經濟學》和《繁榮的求索》出版以後得到許多好評。諾獎得主斯賓塞稱：“《新結構經濟學》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將成為全球學者和政府制定者的重要參考，在發展中國家是如此，在發達國家中也將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稱：“世界銀行一直致力於實現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在這部傑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勾畫了一個讓這個夢想成為現實的經濟路線圖，……林毅夫的觀點已經激起了討論和爭辯，這本書的貢獻將確保他的觀點在發展政策的反思中繼續成為焦點。”對《繁榮的求索》，諾獎得主阿克爾洛夫贊曰：“在這部著作中，林毅夫將他研究東亞起飛中獲得的智慧，與250年來的經濟思想編制在一起。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在全球範圍內終結貧困是可能的。不會再有別的經濟學家能寫出比這更優秀、更重要的作品了。”諾獎得主福格爾則稱：“《新結構經濟學》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書寫作上充滿熱情且條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對全球經濟議題的深刻理解。同時還提出了務實的解決方案。”諾獎得主謝林稱：“這確實是一部令人振奮的作品……林毅夫提出了一個令我信服的新結構經濟學。”

更讓我高興的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踐者的接納和重視。2012年9月，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訪問中國，為了和我討論如何將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路應用於盧旺達的經濟發展，特地在中國多停留了兩天，以便等我從烏茲別克斯坦參加會議回來和他面談。2013年2月，我率領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教授到坦桑尼亞訪問，坦桑尼亞的總統賈卡亞·基奎特邀請我擔任顧問，為新建立的工業園區出謀劃策。2014年1月，塞內加爾總統麥基·薩勒為表彰我對發展學理論的反思和推動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授予中國家功勛勛位高級騎士團司令勛章。在2014年7月我訪問埃塞俄比亞時，新任總理海爾馬里亞姆·德薩萊尼給我頒發獎牌表彰我對埃塞俄比亞經濟發展的貢獻。

《新結構經濟學》和《繁榮的求索》中文版出版以後也在國內得到好評，獲得了包括國內圖書最高獎的“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在內的多個獎項。其中，“新結構經濟學：”一文則獲得了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浦山世界經濟學優秀論文獎。

尤其，《經濟學季刊》在2013年4月份出版的第12捲第3期刊上登了韋森、餘永定、張曙光、黃少安、張軍等5位經濟學家對“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發展問題的一個理論框架”一文的評論和我的回應。這種討論對瞭解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很有幫助，在第二版中，我將這些討論收集在第一章“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發展問題的一個理論框架”之後。我同時也將1989年發表於《Cato Journal》上的“一個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和強制性變遷”作為第五章放在《新結構經濟學》一書中。產業和技術結構隨著要素稟賦的變動而變化時，也要求硬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也就是軟的基礎設施）隨之做出相應的完善以降低交易費用。新收錄進來的這篇文章雖然是25年前的舊作，但是，思路和觀點和新結構經濟學是一致的。一來說明，我這20多年來不同時期研究的問題雖有不同的著重點，但總體的思路是一以貫之的、是可以疊加而成為一個體系的；同時，把這篇文章收集進來也是對大家關心的制度變遷問題的一個補充。

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來自於對中國自身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和轉型成敗經驗的總結，這個理論體系來自於對過去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期盼能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未來發展和轉型的實踐能夠有參考借鑒的價值。我期盼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的夢的實現，以及“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時代的到來能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