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拉赫曼恩 2014年09月17日
意大利佛羅倫薩——我們把自己的感官想成是通往世界的既定大門。很多年前，社會心理學家達里爾·J·貝姆(Daryl J. Bem)把我們通過感官獲取的認知描述成「零級信念」。它們被如此強烈地視為理所當然，以至於根本沒有被我們留意到，這其實是一種信念。天空是藍色的，風扇會發出嗡嗡聲，冰是冷的。這是現實世界的本質，而感官完好的不同族群會對此有主觀體驗的想法，似乎有些奇怪。
然而，人類確實就是這樣。近年來，人類學家已經開始指出，感官知覺和文化有關。《深層感知：觸摸的文化史》(The Deepest Sen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ouch)的作者康斯坦斯·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說，「感官知覺既是一種生理行為，也是一種文化。」有一個存在爭議的說法因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堅持而出了名。他堅稱，沒有文字的社會是由口語和聲音主導的，而有文字的社會會用視覺來體驗詞語，因此是由視覺統領的。如今的人類學家，基本不會簡單地接受這個說法。但他們當中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提出，感官知覺和注意力的文化訓練的關係，不亞於與生物學能力的聯繫。
Marion Fayolle
現在，他們獲得了一些支持這個觀點的量化證據。近日，一個由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構成的小組開始研究語言和文化對感官意識的影響。這些學者來自荷蘭奈梅亨的兩所院校：馬克斯·普蘭克心理語言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和奈梅亨大學(Radboud University)。在阿西法·馬吉德(Asifa Majid)和史蒂芬·C·萊文森(Stephen C. Levinson)的帶領下，他們配置了一個工具包，用來系統化地刺激傳統的五感：對視力，使用色卡和幾何形狀；對聽力，使用音調、振幅和節奏變化；對嗅覺，使用氣味刮刮卡，諸如此類。他們把這種工具包帶到世界各地的20多個文化群體中進行實驗。研究結果顛覆了我們的一些基本假設。
舉例來說，科學文獻中有一個相當普遍的結論，借用一篇回顧30年實驗研究的綜述文章中的話來說，那就是「人類極不善於識別和指認氣味」。當普通人嗅聞到常見物品（咖啡、花生醬、巧克力）的氣味，他們可以正確識別其中大約一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氣味當作個人記憶觸發器的原因——它能勾起一些具體、特別且個人獨有的回憶。
其實在30年來的這些實驗中，受試者大多都講英語。確實，講英語的人容易識別牛奶和茉莉花均會呈現的顏色（「白色」），但卻很難識別同樣的氣味，比如蝙蝠糞便和姜葉的共有氣味。當研究小組使用美國人本應熟悉的一些氣味時，比如肉桂、松脂、檸檬和玫瑰等等，卻發現他們在指認這些氣味時表現糟糕。研究者寫道，聞到肉桂味的刮刮卡時，美國人會說：「我不知道怎麼講，這個很香甜，恩；我以前吃過這種味道的口香糖，比如大紅牌(Big Red)，或者有這個味道的什麼東西，我想說什麼來着？我想不起那個詞了。天啊，就好像口香糖，有點像大紅牌的。我能那麼說嗎？好吧，就是大紅牌，大紅牌口香糖。」
嘉海人生活在馬來半島的熱帶雨林，以覓食為生。研究小組在他們那裡發現，嘉海人對於氣味刮刮卡的回答很簡潔，而且更加準確。事實上，他們指認氣味的能力，不亞於他們指認看到的東西的本領。他們還有一個抽象的術語，用來描述蝙蝠糞便和姜葉同樣的味道。在馬來半島上的族群中，描述氣味的抽象詞語很常見。
該研究小組還發現，有幾個社會——使用波斯語、土耳其語和薩波特克語的人——用來描述音調或聲音頻率的形容詞是粗和細，而不是英語和荷蘭語使用者說的高和低。在後來的實驗中，研究者證明了這些隱喻效力強大，足以影響人們的知覺。當荷蘭語使用者聽到一個音，同時看到高度與之不匹配的條塊（例如，聽到一個高音，看到的卻是較低的條塊），然後被要求唱出這個音的時候，從他們口中發的音調會比較低。但當他們看到粗細不同的條塊時，知覺不會受到影響。當波斯語使用者聽到聲音，並看到粗細與之不匹配的條塊時，他們就會記錯音調——但看到高度與之不匹配的條塊時，則不受影響。
該小組還發現，其中一些差異可以隨時間改變。他們教荷蘭語使用者把音調想成粗或細，很快他們就發現，這些受試者對音調的記憶，也受到了顯示條塊過粗或過細的影響。他們還發現，在講粵語的人群中，由於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西式教育的盛行，與年長者相比，年輕人對描述口味和氣味的詞彙量掌握較少。
撰寫本文時，我正好在意大利佛羅倫薩。這是一座出了名地提供感官盛宴的城市。有人說，佛羅倫薩教你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柔和的光線在赭石建築物上移動，讓你看到以前從未注意過的顏色。
它教會了Instagram的聯合創始人凱文·斯特羅姆(Kevin Systrom)用別樣的眼光看東西。斯特羅姆說，自己的靈感來自大約10年前通過斯坦福大學的海外交流計劃在佛羅倫薩參加的一門攝影課程。老師拿走了他的高精尖相機，堅持讓他用一台老舊的塑料相機，來改變他的觀看方式。他很喜歡這樣拍出來的照片和那種復古感，以及建築物在光線中的模樣。他設法在自己創建的應用中重現了那種模樣。於是，這款應用也同樣改變了我們很多人的觀看方式。
T. M. Luhrmann是斯坦福大學的人類學教授，也是《紐約時報》觀點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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