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7/2012

對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三個思考

亞洲華爾街日報
凱聞

上周,筆者陪同世界銀行行長金墉來北京拜訪中國新的領導層。在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會見中,李克強特別強調了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最近,林毅夫教授剛好在為發展中國家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獻計獻策。他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框架被稱為“發展經濟學3.0版本”。

林毅夫教授今年六月剛剛結束了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的四年任期。上周在北京的一個晚宴上碰到林毅夫教授時,我先向他表示祝賀,因為我聽說他從世行卸任後短短幾個月內已經出版了三本新書。一聊才知道我的數據有誤,林毅夫教授實際上出版了五本新書。他在這些新書中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在國內和國際經濟學界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林毅夫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是由其內在的比較優勢決定的,包括勞動力、自然資源、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等要素稟賦。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指出,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競爭性市場都應該是最基本的資源配置機制。但是,當一個國家在產業升級過程中,相關的要素稟賦和產業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時,政府的促進作用也是至關重要的。林毅夫在《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一書中更進一步用一整章的篇幅提出了政府支持產業發展的六步甄別,將新結構經濟學付諸實踐,詳細介紹了政府如何根據特殊發展階段來調整其產業政策。

最近,林毅夫還提出,由於中國經濟的增長點來自創新和產業升級,因此需要繼續通過投資來拉動經濟。這似乎和目前中國經濟需要迅速以消費驅動的主流思想唱了反調。事實上,林毅夫認為基礎設施投資不僅是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關鍵,也是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全球經濟復蘇和發展的驅動器。

林毅夫的這些觀點使我想到了三個問題。

首先是政府的作用和能力。隨著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終結,人們正在從根本上重新評估政府在經濟事務中應起的作用。發達國家政府的執行能力受到質疑,在處理國內經濟和協調國際經濟政策兩方面都顯得無所作為。在美國,美聯儲降息到零之後,除了量化寬鬆印鈔票,似乎沒有什麼別的辦法。我懷疑人們意識到皇帝原來沒有穿新衣的這一天已經不遠了。在財政政策方面,由於公共和私人債務水平居高難下,美國政府對財政刺激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經濟前景更為暗淡,政府更加無作為。在日本,政府走馬燈似地換,根本無法實施連貫性的經濟政策。

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即使是在發達經濟體,政府鼓勵創新也主要通過四種常見的措施:支持基礎研究、專利保護、行政命令規定新技術和新產品的使用比例和政府採購。除專利保護外,其他所有三項措施都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從而形成一個隱性的產業政策。在產業升級和創新過程中,政府刻意不幹預是徒勞和不明智的。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等國的“有為政府”是一項競爭優勢,這些國家不應該“自廢武功”。

第二個問題是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在上一篇專欄中我提到,中國經濟仍然需要大量投資。和其他中等收入的東亞國家相比, 中國工人的人均資本存量不超過其40%,更僅僅是美國水平的10%。此外,即使我們假設消費每年增長10%,中國仍然需要20年才能趕上韓國消費佔GDP的比重,要趕上美國的水平需要35年。因此,期望居民消費在短期內取代投資成為經濟的主要驅動器是不現實的。中國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經濟在很長時期內還需要投資來驅動。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現在和未來的投資行為需要走過去的老路。恰恰相反,林毅夫關於中國經濟由於產業升級而需要更多投資的觀點意味著投資的方式需要根據產業升級的特定階段而有所改變。我認為應該在改善人民生活質量和產生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回報的領域加大投資。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新能源和環境保護行業,這個新興產業現在擁有從業人員2800萬人,總產值大約為3800億美元。據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透露,中國計劃未來五年在這一領域進一步投資3150億美元,到2015年總從業人員有望達到4000萬人,總產值超過7000億美元。

我想到的第三個問題是政府的適應能力。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和不斷發展的過程,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據特定的時期、特定的要素稟賦來動態地決定產業政策取向,政策組合需要有適應能力。

中國式的經濟決策方式結合了政府的強大執行能力、適應能力和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態度,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給這種經濟決策方式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描繪了一個美好前景。然而,這種決策方式行得通的基本前提是政府要有善意、有能力,並且不腐敗。今天的中國社會腐敗蔓延,面臨著嚴重的“信任赤字”。這種信任赤字在最壞的情況可能導致地方問題發展成全國性的沖擊,最起碼也會給經濟社會帶來沉重的交易成本,是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攔路虎。


(作者凱聞是世界銀行集團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 亞太局局長,華盛頓國際金融研究所(IIF)新興市場顧問委員會委員。本專欄旨在關注與新興市場和中國最為相關的國際財經政策問題, 並在新興市場日益強大的背景下對西方政治經濟體系發生的結構性變化發表評論。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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