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華爾街日報
趙楚
在歷經失敗之後，在一個很微妙的時刻，朝鮮終於成功發射了衛星。此舉首先表明，朝鮮在四月份的發射失敗後，採取了有效的技術故障排除措施，終於獲得了其多年夢想的三級推進火箭技術。雖然火箭技術的進步對於洲際彈道導彈的研制還只是一種基礎和潛能，但相信此舉已足以影響東亞乃至亞太的整個安全態勢。
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朝核危機爆發以來，朝核問題就顯示了歷史與現實的兩重特征：既是東亞冷戰的歷史遺留問題的發酵，又引發和塑造東亞乃至亞太冷戰後的地區安全結構。蘇東變天，中國改革，是朝鮮當局為自存和自保而決心研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直接動因，而此種動因又因內部接班的需要而強化，金正日需要借助此類行動增加內部威望，建立事功，以穩定接班體制，這一模式和兩重特性一直延續到金正恩的接班。因此可以說，朝核與朝鮮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後果有巨大不確定性的地區事務，也是朝鮮的內部政治事務。
從技術角度講，雖無確鑿証據，但朝鮮核武和火箭研制的加速無疑也是蘇聯解體的科技擴散後果之一。而從薩達姆到卡紮菲的例証更增加了朝鮮當局對核武與導彈的迷信：他們深信，在當今潮流之下，要獲得終極安全，必須獲得美國及其主要盟國不可忽略級別的“大殺器”，也即戰略打擊和威懾能力。
然而，朝鮮的這一系列舉措卻與時代潮流的兩個關鍵因素不合：其一是美國冷戰後在亞太的戰略優勢；其二是中國隨著綜合國力增強，對地區局勢展現了越來越強烈的熱情。前者使得朝核和半島問題成為美國在本地區保持存在、深化同盟和部署新式部隊的最好理由，這與後者卻甚為矛盾，因而朝鮮問題又因卷入亞太中美安全關系的不明棋盤而更加復雜。與此同時，毗鄰的諸大國，無論日俄，還是韓國，都意識到朝核問題背後牽涉的格局調整，因此也紛紛以自己的力量和角度卷入此事。這種小中有大、大中有小的局面，實際上使得國際社會、乃至諸大國關於朝鮮的任何有效舉動都不可能實施，而朝鮮反而從中軟硬兼施，獲得了最寶貴的時間。2006年的核爆和如今的火箭成功試射就是這一悲劇局面下朝方的成果。
朝鮮雖然一貫宣示所謂自身權利與和平科研用途，但實際上，這些行動是明明白白違反安理會1718號和1874號決議的，這不是用國家權利或任何其他理由可以辯解的。因此，朝方的主動行動本身是其一貫挑戰國際法權威的政策繼續。朝方這種行動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中俄為首的有關國家，出於掣肘美國的政策需要，對自身原則上支持的目標實際上持曖昧的態度。因此，對朝鮮的國際法執法是不可能完成的，朝美中俄，大家對此都心知肚明。中美俄這種短視和苟且的政策思維從根本上削弱了安理會的權威，而可笑的是，對於中俄而言，安理會幾乎是其最主要的國際權力形式。
導致朝鮮能夠和敢於走到今天的原因很復雜，但很主要的一個是中國在對朝政策上處於自我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宣稱半島無核化是地區安全的重大利益和中國目標，但卻實際上支持和縱容朝鮮當局破壞地區安全穩定，採取不負責任的戰爭邊緣政策。由於中美之間沒有穩定和可靠的戰略合作關系，而亞太也沒有可靠的安全對話平台，因此，中美隨著力量對比變化各自抱有濃厚的安全猜忌。中國在此種猜忌之下，很自然地選擇以傳統冷戰思維將朝鮮視為掣肘美國在地區前進步伐的棋子，完全忽略了這樣做本身對中美關系的負面影響，以及在全球聲望和國際公共形象方面的高昂代價。此外，中國國內政治的極左思潮復燃又增加了莫須有的對朝政策意識形態色彩，而在上世紀80年代，這種本來不該有、也不符合實際的色彩已經退去。
其實早在布什執政時期，即半島危機初爆發的時期，美國就以導彈防御為抓手，在本地區展開了新一輪合縱連橫的戰略。冷戰結束後，東亞出現經濟區域化的強大潮流，而美國擔心這一潮流沖擊美國在東亞安全聯盟的基礎，而更新和升級同盟則需要很好的切入點，朝核和朝鮮火箭問題及時地為美國提供了最好的進入管道。反導系統的控制權在美國，戰區反導的信息偵測、感知、跟蹤、控制和作戰指揮系統核心，均在美國人直接控制之下，朝鮮火箭發展，使得東亞成為反導實戰化首要的區域，這也是美國完成聯盟升級的同步過程。而隨著美國亞太反導網絡的展開和發展，中美俄之間脆弱的戰略均衡實際上已面臨被打破的危險。這又會引發怎樣的戰略不確定性，尚需要觀察。
就未來的半島外交博弈而言，手握疑似核武和投射工具的朝鮮無疑已極大改變了在談判桌上的位置，這也使得未來對話更加艱難，而半島問題如此遷延，日本和韓國的武備升級幾乎是必然的邏輯後果。尤其考慮到美國亞太戰略正處於調整和局部收縮的時期，美國也支持在聯盟框架下地區盟友發揮更大作用，承擔更多義務。如此，東亞的軍備競賽又被注入新的燃料。對中美關系來說，半島僵局延續，則美國必然加強地區存在和聯盟，其部署必將日益緊密，美日韓三國數年來的聯盟整合正是美國準備最壞情況（即戰爭）的表征。可這一美方動態也自然會使中美安全關系處於更缺少互信與惡性互動的局面。兼帶地，中國對東亞經濟區域化的雄心也會受到很大負面影響。
總之，如果拿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來比附20年來的半島危機，可以說，中國很可能又將處於所有人中輸得最多的境況，而同樣地，正如1970年代的中美和解給從半島到印度支那的遍地烽火打開了減壓閥，如果中美能從大局和雙方長遠利益出發，拋棄猜忌，採取戰略主動，構建亞太戰略穩定的新框架，則今日半島的危機，以及朝鮮所制造的這些麻煩，自然也將迎刃而解。
（本文作者趙楚系政治和戰略問題自由評論人，原《國際展望》雜誌執行副主編，長期從事國際戰略、全球軍事和中國社會問題獨立研究，現居上海。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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