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否還有救贖的力量？

英國金融時報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劉劍梅

2012年對於中國文學來說乃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大事件。雖然他是繼高行健之後第二個漢語寫作者的獲獎，但由於沒有政治權力的阻撓，因此他迅速地傳遍中國，震撼中國。兩個月里，莫言的著作一版再版，覆蓋整個中國，也讓中國讀者開始重新關註逐漸被市場邊緣化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作為文學研究者，我一方面為莫言的成功感到喜悅，另一方面也有些擔心，是不是廣大中國讀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註只是由於諾貝爾文學獎的刺激？而這一關註會不會只是曇花一現，最終會隨著諾貝爾頒獎儀式的結束而逐漸消逝？

回想八十年代，當時文學還處於公眾關註的“中心”，無論是“傷痕文學”，還是“尋根文學”、“實驗小說”，都能一下子吸引年輕人的註意力，成為街頭巷尾的議題。隨著商品社會的迅速發展，影視文化逐漸取代了原本文學擁有的“中心”地位，而文學逐漸被邊緣化了，比如莫言是個熱烈擁抱社會現實、充滿關懷熱情的作家，其小說的社會批判力度極大，盡管如此，在他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恐怕還有許多青少年讀者並不熟悉他的名字。除了社會大環境的原因，中國當代文學自身也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語言和技巧上雖然變得越來越完善，但是卻與當下劇烈變動的社會變得越來越脫節。不僅如此，雖然莫言這一代的小說家們在解構官方話語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們的小說從集體經驗語言回到了個人經驗語言，以各種藝術表現形式解構了以往的革命話語，可是在成功地解構了這些主流意識形態之後，他們的小說是否除了虛無就是虛無，是否還能夠提供了一些關於心靈救援的力量？當文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微弱時，有的作家認定文學應該“迴避崇高”，不必再談“教育” 、“拯救” 、“責任感”等；也有些作家認為，文學能“自娛” 、“自樂” 、“自救”即可，完全不必奢談救人、救國、救治靈魂。這樣，文學是否還有廣泛的社會意義便成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用意象表述，便是文學是否還可以成為照亮社會的一盞燈？

二十世紀初，憂國憂民的魯迅棄醫從文，立志把文學當作拯救國民性的工具。他在《狂人日記》中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作為先覺者的“狂人”，不僅發現整個中國文化的字里行間都隱含著“吃人”的罪惡，而且發現他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也成為吃人的一員，即使已經覺醒，還是抵擋不住吃人的慣性。作為一個啟蒙者，魯迅的姿態是高於大眾的，正因為這一“高”姿態，他才在《狂人日記》的結尾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才在《熱風》中明確提出，文學應當成為引導國民前進的“燈火”。

魯迅的救贖情懷一直延續到當代文學。在上世紀下半葉，文學的社會功能被畸形膨脹了。文學豈止可以救救孩子，而且可以改造中國改造世界，作家可以充當“靈魂工程師”，可以當“號角” 、“旗幟” 、“階級鬥爭晴雨表”。正因為過分誇大、過分膨脹，所以才出現相反的思潮，認定文學的救贖功能純屬妄念，“救救孩子”的吶喊純屬“空喊”，文學的救治意義被懸擱了。比如，許多先鋒小說更關心的是語言和技巧的更新，而不再關心文學的救贖意義。可是，我們在莫言的小說《酒國》里卻又聽到“救救孩子”的聲音。在《酒國》這個半虛構半現實的欲望橫流的“肉人”世界中，連可愛的嬰兒都可以成為一道大餐。所有的人都在“吃”，連原本去調查紅燒嬰兒案件的偵察員丁鉤兒，在酒色的包圍中，自己也從警察變成了罪犯，無意識中也加入到了“吃人”的宴席，成了吞吃孩子的一員。值得註意的是，在小說結尾，莫言把自己也寫進了“酒國”，他用自嘲的口吻讓那個“體態臃腫，頭發稀疏，雙眼細小，嘴巴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走進了那個似幻似真的墮落酒城，跟著小說里的人物一起身不由己地大吃大喝，只是在品嘗“紅燒嬰兒”大餐之前就醉倒在桌子下麵了。從莫言自嘲與反諷的描寫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世紀末肉欲橫流的頹廢盛宴，而在這場盛宴中，每個人都進入喝醉酒、吃嬰兒的“共犯結構”中，每個人都無以自拔。莫言與魯迅相似，既發現吃嬰兒，又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也是“共犯結構”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