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情緒

許知遠

「當身體內的本能開始，一切理論都破碎了」。阿諾德．勳伯格曾說。這位維也納的作曲家正嘗試把音樂從多年對和諧、秩序的推崇中解放出來，讓它變調、令人不安。

我在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的《The War that ended Peace》讀到這個片段。這本書的出版恰逢其時，與芭芭拉．塔奇曼五十年前的《八月炮火》一樣，它們都試圖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起，都用歷史來回應了即將到來的危機，也都是女歷史學家撰寫，似乎女人更能超然的理解戰爭的邏輯。據說ＪＦＫ（甘迺迪）正是閱讀了《八月炮火》才在古巴危機中保持了克制，與蘇聯的對抗沒有升級。

那麼此刻，在一次世界大戰一百周年之際，最應迫切閱讀麥克米倫的是亞洲的領導人。一股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正在興起，一群強硬派的領導人已經崛起，他們都聲稱要打破各自國家的傳統，以更咄咄逼人的姿態示人。二○一四年的亞洲似乎讓人想起一九一四年時的歐洲。一百年前，很少有人意識到大戰會爆發—人們普遍相信密切複雜的貿易聯繫已使戰爭成為被淘汰之物，更無法預料它會如此慘烈、如此漫長—軍方認定現代戰爭是高效的，它會迅速結束。

類比固然不可靠，它忽略了具體的很多因素，也將複雜的歷史邏輯簡單化。不過，此刻的亞洲，不管中國、日本、印度還是菲律賓、越南，都應該從一百年前的悲劇中獲得些東西。儘管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充滿了傑出頭腦、強人，但一旦戰爭機器啟動，就似乎沒人能讓它停下來。而此刻的亞洲各國領導人，都在用戰爭來催化民族情緒，動員社會，他們似乎都相信他們的言辭，不管多麼激烈，都不會超出他們掌握。但歷史一再證明，這種自信的荒唐。

對我來說，這本新書中最迷人的章節來自第九章《他們在想什麼？希望、恐懼、觀念與未言明的假設》。作者追溯了一九一四年前的歐洲社會的情緒。其中一種顯著的特徵是對「非理性的崇拜」。勳伯格的感慨，與畢卡索的繪畫、伯格森的哲學一樣，既代表了這個時代、也定義了這個時代。在藝術與思想領域，這種情緒鼓舞了世界歷史上最富創造性的時代，但當它進入政治與社會實踐時，又導致了巨大的災難—人們希望通過戰爭來自我更新、自我實現。

或許亞洲的民族衝突仍停留在言辭上，我不瞭解日本、越南、菲律賓這些國家的真實情緒。但在中國內部，你的確感到一些東西正在變化。一種無法言明的失控感已經湧來。它既表現在政權內部的劇烈鬥爭，也表現在中國與既有世界秩序的衝突上，它還表現它內部區域的緊張感。同時，這種失控感也伴隨著中國繼續增長的國家實力，它們混合成一種奇特的味道。它躁動不安，需要一種釋放。這釋放可能因既有的秩序的瓦解到來，也可能因一場對外衝突而發生。

在這個時刻，所有的理性分析可能都顯得無用，偶然性再度占據了上風，個人的、集體的、歷史的本能反應可能支配我們的未來。

這也是我第一次強烈的感受到歷史的情緒。比起一九八九年（那時我太幼稚，尚不明所以），或是二○○一年的9/11（那仍是他人的歷史），此刻的中國更與我個人相關。我深感焦慮與茫然，不知歷史終將把我們帶向何方。

（作者為北京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