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濱往事（一）

英國《金融時報》許知遠

“你有我的四本書嗎，上面都有”，每當對我的問題聽不清，或是對自己的記憶不確信時，他就會重復一句，然後指著桌上的紙袋，裡面有四捲的《國父與橫濱》。在封面上，孫中山穿三件套西裝，兩手插在口袋里，英氣勃發，正是國民黨正史中典型形象。

他身材高大、東北口音濃烈又洪亮，灰色西裝得體而隨意，像是典型的老派讀書人。若不是行路時需要略微攙扶，你根本想不出他已經九十三歲。

當地人說，若你要問那些晚清的革命遺事，可能只有他知道。他們已普遍分不清康有為、梁啟超或是孫中山的區別了，那都是陳年舊事。而據說他都記得，他曾是當地華僑中學的老師，曾編纂橫濱的華僑志，是本地華僑社會的一名公認的知識分子。

在橫濱的中華會館里，他如約而至。牆上懸掛著各式的孫中山的紀念海報，還有一張馬英九的照片——端莊得令人乏味。你幾乎很難想象，一個曾經生機勃勃的革命黨如何變成一個陳腐的執政黨的。

他是個堅定的國民黨員。十九歲那年，他加入其中。那是一九三九年的哈爾濱，東北正處於日本統治的高潮時刻。他出生於遼寧，十一歲時，日本人占領了東北，隨即將遜位多年的溥儀扶上了皇帝之位。作為滿洲國的子民，他接受日文教育，在哈爾濱的一所大學讀書時，他班裡的同學既有中國人、也有日本、韓國人，他們相處無虞，的確象是某種新的東亞新秩序。“日本人在東北的統治很正常，沒什麽殘暴的記憶”，他回憶說。

不過，他不相信這種秩序，加入了反抗者的行列，他秘密地加入了國民黨。在當時的滿洲國，國民黨領導的內地中國是不折不扣的敵國。他為此付出了兩周的監獄生涯。他經歷了國民黨的輝煌一刻，在一九四五年秋天，中國成為了戰勝國，國民黨是這一勝利的領導者。但接下來，形勢變得被動，迅速興起的共產黨獲取了優勢。作為一個縣級的國民黨書記，他跟隨潰敗的軍隊逃往北京，然後又到南京，進入了中央訓練學校，蔣介石正是他們名義上的校長，他對蔣介石充滿崇拜。潰敗不可遏制，他還算幸運地登上了前往台灣的船隻。在新竹與臺中，他成了教育界中的一員，每日聽到與看到“反攻大陸”的講話與標語，心中暗暗明白恐怕一時回不去了。

他的命運在一九六四年再度發生轉變，應朋友之邀（也是一個東北人），他來到橫濱的中華學校任教。對於那個處於風雲飄搖中的台灣社會來說，這是個不壞的選擇。他也懂日語。

這所學校並非是普通的華僑學校，它的創始人正是孫中山。當一群橫濱華僑在一八九七年想創辦一所中文學校時，華人在此地的歷史已經接近四十年，在高峰時期，有七千人之多，絕大部分是廣東人，是本地最大的外國人社區。不過，在甲午戰爭前後，人數因中日的緊張關系銳減。華僑們期望這所中文學校能提高華人子女的教育水準，當地已經有了關公廟、媽祖廟、中華會館，卻沒有一所學校。他們找來孫中山商議，在失敗的廣州起義之後，他一直在全球的唐人街演講、募捐，說服那些只想逃避政治的華僑們支持一場他們無法理解的革命。在大部分時刻，他依靠的是鄉情與血緣，而非政治理論。他們大多來自廣東一帶，說同樣的語言，吃一樣的叉燒飯。

孫中山給學校起名為“橫濱中西學校”，多少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意。他也深知教育對於政治動員的重要性，“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後須有教育”。他無暇具體教學，倒是推薦一位正大有前途的廣東青年梁啟超來任教。當時的梁不過二十四歲，卻聲名顯赫，已輔助他的老師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而躍升公共舞臺，正在忙於編輯《時務報》。梁啟超推薦他的同學徐勤前來任教。

徐勤是康有為的忠實信徒，他將校名改為“大同學校”，以呼應老師的思想與著作。他的教育方針則是中西合璧，學生們既學日文、英文，也學習儒家思想。知恥是其道德核心，中國面對列強的受辱感（包括最近的日本）變成了日常的精神動力。徐勤在教室黑板與課本上都書寫十六字口號“國恥未雪，民生多艱，每飯不忘，勖哉小子”，希望學生牢記讀書目的是“一曰立志，一曰讀書，一曰合群，一曰遵教，一曰報國”。學校的第一批學生中就包括蘇曼殊與馮自由，他們日後都成了中華民國重要的人物。

鬥爭也是從最初一刻開始的。這所學校就變成了流亡海外 “革命派”與“保皇會”的鬥爭之地。他們都希望爭取到海外華僑的支持。這鬥爭也延續得比任何人想象得更長。清王朝被推翻了，革命成功了、也無皇帝可保了，但鬥爭仍在繼續。

當他在一九六四年到來時，鬥爭的雙方不再是“革命黨”與“保皇會”，而變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橫濱中華街陷入分裂。共產黨占據了整個中國，國民黨只有台灣一島。但同時，臺北才是聯合國的正式代表，外交關系是在東京與臺北之間，而非東京與北京之間。

海峽兩岸的軍事行動結束了，他們的爭奪卻又延續到了海外華僑社區。每年的十一與雙十國慶，都看到先是一片五星紅旗，然後又是漫天的青天白日旗，雙方都爭相讓自己的游行、舞獅活動更精彩。一些時候，還打出手。教師與學生們變成了戰士，他們爭奪或者保衛學校。他仍記得文革中那些激烈場面。作為一名堅定的國民黨員，他要捍衛“自由中國”，即使它是在別人的國土上。

也是在橫濱，他開始了對當地華人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晚清時以孫中山為中心的革命史。

他尋找到那些支持過孫中山的家庭與個人，也遍訪昔日革命者的遺跡。這也是一次新的發現旅程，被不斷的革命、戰爭與動盪左右的中國，從未認真對待自己的歷史遺產。即使當臺北與北京都宣稱自己是孫中山的繼承人時，它們卻都對這源頭缺乏知識與興趣。

他的努力最終匯聚成這四本文集，其中的文章都與一個多世紀前的孫中山在此的思想與活動有關。

這也像是命運的另一種輪回。他在一個傀儡式的清王朝皇帝的治下成長，將日語當作了另一種母語，然後加入反對這秩序的力量，最終他又來到日本，研究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