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亞洲故事

英國《金融時報》許知遠

梁啟超勸告潘佩珠寫出這些苦難故事。

這是1905年的橫濱，他們都是客居此地的流亡者。一位來自中國，一位來自越南。他們無法對話，卻可以用筆談溝通。他們都成長於一個儒家文化傳統，然後目睹著這套文化與政治系統的迅速崩潰。中國淪為了被瓜分之國，而越南早已是法國人的殖民地。日後的潘佩珠被稱作越南的“建國之父”，不過在他生前似乎不過是個焦灼、不斷失敗的逃往者與囚徒。

是戰勝俄國的新聞，將這位越南人吸引到日本。彼時的日本象是一塊磁石，令所有的被西方侵犯與侮辱的落後地區倍感鼓舞——黃種人戰勝了白種人。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似乎代表了一種嶄新的發展模式。而在日本國內，一股泛亞主義思潮正在興起，日本的政治人物與知識分子們發現，盡管他們以新強國的面目出現，西方卻並未準備接納它。既然無法打破種族的鴻溝，一群日本人開始鼓吹亞洲的內部聯盟。這註定也是不平等的聯盟，倘若門羅主義宣稱“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日本人期望“亞洲是日本的亞洲”。不過，這也造就了意外的聯結網絡，東京與橫濱成為了各種異端的聚集地，他們在此思考、爭辯、結社，試圖尋找到一條拯救各自國家的新道路。日本既是他們通向新世界的窗口，又給他們提供了暫時的安全。

盡管日本使中國陷入了驚人的恥辱，但在20世紀的最初十年，它卻收容了所有未來中國的奠基人。梁啟超的立憲主張與孫中山的革命理念撕扯不停，章太炎的排滿主義在此不斷成熟……東京不僅有著最大的中國流亡群體，也是印度、越南、菲律賓反叛者的聚集地。他們共同創造出一個抗爭故事——他們都是西方帝國擴張的受害者，都在尋求自身的富強之道。章太炎等人甚至嘗試將這些亞洲的流亡者們聯系起來，他們組建了“亞洲和親會”，他們期望能將中國人、印度人、越南人、朝鮮人、緬甸人、馬來西亞人、菲律賓人都容納其中。

梁啟超與潘佩珠的相遇，是這潮流中再典型不過的一幕。早在西貢時，潘佩珠就是梁啟超的熱情讀者，他還組織了越南的維新會，找到一位昔日的王子做他們的“光緒皇帝”。在橫濱的會面之後，潘佩珠寫出了《越南亡國史》一書，它不僅連載於梁啟超編輯的雜志上，還以單行本在上海發行，梁為它寫作了哀傷動人的序言。

這本書也贏得了中國讀者的熱情。一股對“亡國”的恐懼正彌漫中國，人們的興趣不僅針對越南。印度早已是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噩夢，梁啟超稱它是“千古亡國之奇聞”，因“區區七萬英鎊小資本之東印度公司”而亡。中國讀者不僅期望從中獲取教訓，也渴望汲取力量。菲律賓抵抗西班牙與美國的故事，盡管都已失敗告終，它的抵抗精神卻令梁啟超寫下“我亞洲倡獨立之先鋒，我黃種與民權之初祖”的感慨。

我在卡爾·瑞貝卡的著作《世界大舞臺》中讀到這些迷人的片段。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困頓時刻，中國艱難尋找的自身的新定義——她不再是中央之國，她只是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她要創建自己的民族國家形態。而在這創建過程中，周邊國家的相似遭遇，都化作了她自身經驗。

一個世紀後，中國與她周邊世界似乎處於一個新的關系中。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正普遍興起。它不是來自於一個世紀前面對西方的挫敗與羞辱感，而是緣於於它們內部的沖突。一些評論家甚至把2014年的亞洲與1914年前的歐洲作比，日益增加的摩擦甚至可能導向災難性的戰爭。重新崛起的中國是這新變化中的關鍵因素。周邊對突然增強的中國不知所措，似乎無法將之放在熟悉的框架中理解，中國不知如何面對自身突然增強的實力。而同時歷史的陰影仍在發揮作用。誰能說近日中國的強硬姿態與她一個世紀前的屈辱毫無關系呢？同樣的情況也必定發生於越南、菲律賓、緬甸、印度這些國家中。這沖突也像是遲來的報復。亞洲諸國在經過相對長的經濟增長後，重新獲得自信，他們也都有在新的世界版圖中獲得自身位置的渴望，而這渴望曾在漫長的20世紀一直被壓抑。

也是在這一時刻，重溫一個世紀前的歷史變得尤為重要。它增加了這些可能滑向彼此沖突的國家間的歷史、思想與情感聯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