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從“朝陽門”進入中華街。在紐約、曼徹斯特、墨爾本、舊金山，我都見過這雕龍刻鳳、藍紅交接的高大牌樓，它們就像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的口號、玻璃櫥窗里的燒鵝一樣，是海外唐人街最顯著的標志。
在橫濱，華人聚集區的名字一變再變。它曾叫做唐人街，在中華民國成立後，更名為南京街，二戰後，人們又開始叫它中華街。
比起從倫敦到曼谷的唐人街，中華街更為興盛，僅僅牌樓有七個，其中一些有著“朱雀門”、“玄武門”這樣的威武之名。各式料理店、雜貨店一家接一家，還有著“橫濱大世界”這樣的綜合性的消費中心，人群擁擠，散發著特別的活力。它不是仍勉強存活的博物館，而是一個新興的旅游景觀。倘若你從橫濱疏闊、寂寥的海邊大道轉入，更是會被眼前的龐雜、喧鬧、元氣充沛的市民生活所感染。那個習慣的舊中國景象--三邑、四邑會館，或是福州或潮州同鄉會的建築--倒是很少見。
先是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然後是1945年的轟炸，中華街兩度被夷為平地，中斷了它與昔日的聯系。只有在少數地點，你才能感受到往日的情緒。會芳亭令人想起19世紀末那個著名的餐廳會芳樓，最重要的是相連的關帝廟、中華會館與橫濱中華學校。
這就是現代中國的政治與思想革命的搖籃嗎？橫濱被稱作“日本現代文明的搖籃”。自從1859年開港以來，西方力量正是從此港口涌入日本的。長崎代表了幕府時代日本與世界的聯結，他們通過荷蘭人來理解的外部世界，橫濱則是明治時代的象徵。最早的使館、第一份報紙、第一家咖啡店、第一份電報，都是從這里誕生的。它要被迫應對一套嶄新的價值、制度、思維方式、生活習俗。與香港、上海一樣，橫濱上演了一幕從小漁村到新文明中心的戲劇——因為缺乏自身的歷史與傳統，它們反而在新浪潮中脫穎而出。
中國人也是橫濱的第一批抵達者。最初，他們以英國、法國洋行的翻譯、買辦、隨從身份到來，他們在廣州、香港接受了東西方商業交易的訓練，與日本人分享同樣的漢語教育——即使不能交談，卻能用筆談。在這個新口岸，他們成為了西方人與日本人間“中間人”。移民繼續涌來，他們大多是廣東、福建的底層人群，以“三把刀”——裁縫刀、剃刀、菜刀——在此展開生活。
與前往舊金山或是南洋的華人不同，橫濱的華人面臨著一個更富戲劇性的歷史時刻。日本在19世紀下半葉的崛起恰與清王朝的衰落形成鮮明對比，崛起的日本進而在1895年的戰爭中擊敗了清國、又在1905年擊敗了俄國。對於中國來說，它同時是屈辱與希望的來源。倘若一個長期生活於中國陰影下的島國都能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完成轉變，那麽中國為什麽不可以？
對於試圖改變中國面貌的探索者，不管他是改良者還是革命者，這里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落腳點。既逃脫了清政府的控制，又與上海、廣州的距離足夠近，也是遠游南洋、歐美的出發港口。它也處於昔日的漢文圈的影響中。日本的政客與浪人中，仍有不少漢文化的欣賞者。既出於對於日本對未來中國影響力的現實需求、對於西方勢力的焦慮，也出於對中國的文化情感，他們資助與鼓舞這些革新者。在1905年中國留學生大批涌入東京、成為新的革命力量之前，橫濱的中華街才是中心。孫中山的興中會建立於夏威夷，它真正的成熟卻是從這里才開始的。
但一切都不那麽簡單。如今人們都熟記孫中山所說的“華僑是革命之母”，卻忘記了這“革命之母”最初是怎樣充滿猜忌地看待這些革命者。在1895年的廣州起義後，孫中山不過是一名被懸賞通緝的在逃犯，即使在1897年他因在倫敦的蒙難而揚名國際後，他仍是這些海外華人社會中的“異端”，只有那些最大膽、異想天開的人才敢接近。
一個名叫溫惠臣的華僑回憶說，他十五歲時成為第一期的同盟會員，負責給孫買日用品，偶爾也去船上扛東西，後來才知道是軍火。即使剪掉了辮子，他也需要“辮子是假的，縫在帽子上，到外面去十戴上帽子，回到家就一丟，變成了光頭。不然的話，當時的華僑社會，他會指著鼻子罵”。流亡中的孫中山則陷入習慣性的孤立，他要防止清王朝在當地的暗探、要憂慮下一次起義的武器與經費、要與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黨爭奪影響力……溫記得，孫中山不怎麽出門，“總時背著手一個人在屋裡走來走去，低著頭想”，他也“不抽煙、很少喝酒，喜歡吃鳳梨、蘋果”……
二
我在王良的《國父與橫濱》中讀到這些斷片。很少會有人對此感興趣了。走在這喧鬧街頭，我心生疑惑，這就是那個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中華街嗎？他們是怎樣動員這些小業主成為政治行動的支持者的。他們這些每夜用算盤計算一日進帳的人，為何能一次次傾囊而出，去支持一項他們很難理解的政治設計。在山下町的一百四十番地的橫濱華僑總會的辦公室里，王良感慨本地華人對於歷史的無知，他們只關心物質利益。
從1859年開港以來，華人就是這個城市最大的外國人群體，如今其他外國人社區早已消失，中華街繼續興盛，成為了橫濱最重要的景觀之一。但它似乎僅僅是景觀，它的漫長、復雜的歷史、龐大的人群沒有轉化成某種更持久與創造性的東西。是的，三把刀中的剃頭刀與裁縫刀都消失了，但菜刀卻變得更重要了。比起一個世紀前，中華街的料理店更多元了，除去去廣東菜，四川、上海、台灣菜也隨處可見。尤其四川的麻辣，因為新移民與中國游客的涌入，而迅速興起。橫濱中華學校旁，正是巨大的、外圍像LV店的重慶飯店。
如何將一群去政治化的華僑動員為政治人，是孫中山的志業。而對於梁啟超來說，只有徹底地將中國人改造成“新民”，才可能締造出一個富強的中國。
對我來說，梁啟超比孫中山更富吸引力。在橫濱，他與孫曾是達成了短暫的聯盟、然後又互相謾罵的對手，沉浸於革命與改良之爭，這也是中國現代黨派的肇始。
正是在這中華街上，他編輯了《清議報》與《新民叢報》，捲入了一場浩瀚的知識冒險。政治行動容易消散，思想的價值常更為持久，在修正的歷史學家看來，孫中山的歷史意義被高估了，國內立憲派可能更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而曾困擾梁啟超的問題仍困擾著此刻的中國。中國的危機不僅是軍事、政治上的，更是知識與道德上的——人們不知該用怎樣的思維與情感來面對這個新世界。在某種意義上，梁不僅是個思想開拓者，也是新媒體浪潮的駕馭者。在20世紀初的中國，每旬出版、欄目眾多的雜志不啻為一項嶄新的沖擊。他意外地扮演起這個角色，他剛剛從一場政變中逃離出來，成為一名被懸賞的流亡者，聽聞昔日的改革盟友慘死刀下……他失去了真實政治舞臺，卻創造一個虛擬的舞臺。《清議報》與《新民叢報》被偷偷運回上海，然後在全國的知識青年中廣泛流傳——科舉制度已遭普遍唾棄，四書五經不能應對外部挑戰，梁啟超的雜志是這新知識的主要來源。中國日後的締造者，不管是胡適之還是毛澤東，都是熱情的讀者。
“《清議報》的第一至三十一號是在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如今是山下電氣；第三十二至七十號則是在山下町二五三番地，如今是自衛隊橫濱募集事務所……”
在王良的書中，我查到了這些信息，還有對應的彩色圖片。中華街內的地界劃分卻沒有改變，此刻的一百三十九番地還是梁啟超奮筆疾書的一百三十九番地。不過，王良的考證是三十年前的，如今的一百三十九番又從電氣行變成了一家叫興昌的餐廳，上面還有一個巨大的螃蟹標志，可惜不怎麽誘人。
也正是在此地，梁啟超寫出《新民說》，他意識到倘若不能建立現代國民，就不可能塑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他要喚醒那些沉醉於個人利益、狹隘鄉情、缺乏公德的海外華人社會。最初的“反叛者”——不管是革命者還是保皇者——正是期望將這些底層人動員起來，讓他們政治化，以提供精神、物質、人員的支持。而這些動員者們，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都是來自於相距不遠的廣東鄉間。他們也都是這個清國龐大的學者官僚系統的邊緣人。當他們試圖從權力中心改變這個國家時，他們都慘遭失敗。他們在海外的龐大邊緣人中，再度恢復元氣、獲取支持，並進行無休止內部鬥爭。
很有可能，中國沒有變成他們期待的樣子，他們的革命與改良之爭，似乎在一個世紀後仍未過時。中華街似乎又回到了它本應的樣子，關公廟的香火仍舊旺盛，在華僑心目中，這位財神實在比任何神靈都更重要……
我從“朝陽門”進入中華街。在紐約、曼徹斯特、墨爾本、舊金山，我都見過這雕龍刻鳳、藍紅交接的高大牌樓，它們就像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的口號、玻璃櫥窗里的燒鵝一樣，是海外唐人街最顯著的標志。
在橫濱，華人聚集區的名字一變再變。它曾叫做唐人街，在中華民國成立後，更名為南京街，二戰後，人們又開始叫它中華街。
比起從倫敦到曼谷的唐人街，中華街更為興盛，僅僅牌樓有七個，其中一些有著“朱雀門”、“玄武門”這樣的威武之名。各式料理店、雜貨店一家接一家，還有著“橫濱大世界”這樣的綜合性的消費中心，人群擁擠，散發著特別的活力。它不是仍勉強存活的博物館，而是一個新興的旅游景觀。倘若你從橫濱疏闊、寂寥的海邊大道轉入，更是會被眼前的龐雜、喧鬧、元氣充沛的市民生活所感染。那個習慣的舊中國景象--三邑、四邑會館，或是福州或潮州同鄉會的建築--倒是很少見。
先是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然後是1945年的轟炸，中華街兩度被夷為平地，中斷了它與昔日的聯系。只有在少數地點，你才能感受到往日的情緒。會芳亭令人想起19世紀末那個著名的餐廳會芳樓，最重要的是相連的關帝廟、中華會館與橫濱中華學校。
這就是現代中國的政治與思想革命的搖籃嗎？橫濱被稱作“日本現代文明的搖籃”。自從1859年開港以來，西方力量正是從此港口涌入日本的。長崎代表了幕府時代日本與世界的聯結，他們通過荷蘭人來理解的外部世界，橫濱則是明治時代的象徵。最早的使館、第一份報紙、第一家咖啡店、第一份電報，都是從這里誕生的。它要被迫應對一套嶄新的價值、制度、思維方式、生活習俗。與香港、上海一樣，橫濱上演了一幕從小漁村到新文明中心的戲劇——因為缺乏自身的歷史與傳統，它們反而在新浪潮中脫穎而出。
中國人也是橫濱的第一批抵達者。最初，他們以英國、法國洋行的翻譯、買辦、隨從身份到來，他們在廣州、香港接受了東西方商業交易的訓練，與日本人分享同樣的漢語教育——即使不能交談，卻能用筆談。在這個新口岸，他們成為了西方人與日本人間“中間人”。移民繼續涌來，他們大多是廣東、福建的底層人群，以“三把刀”——裁縫刀、剃刀、菜刀——在此展開生活。
與前往舊金山或是南洋的華人不同，橫濱的華人面臨著一個更富戲劇性的歷史時刻。日本在19世紀下半葉的崛起恰與清王朝的衰落形成鮮明對比，崛起的日本進而在1895年的戰爭中擊敗了清國、又在1905年擊敗了俄國。對於中國來說，它同時是屈辱與希望的來源。倘若一個長期生活於中國陰影下的島國都能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完成轉變，那麽中國為什麽不可以？
對於試圖改變中國面貌的探索者，不管他是改良者還是革命者，這里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落腳點。既逃脫了清政府的控制，又與上海、廣州的距離足夠近，也是遠游南洋、歐美的出發港口。它也處於昔日的漢文圈的影響中。日本的政客與浪人中，仍有不少漢文化的欣賞者。既出於對於日本對未來中國影響力的現實需求、對於西方勢力的焦慮，也出於對中國的文化情感，他們資助與鼓舞這些革新者。在1905年中國留學生大批涌入東京、成為新的革命力量之前，橫濱的中華街才是中心。孫中山的興中會建立於夏威夷，它真正的成熟卻是從這里才開始的。
但一切都不那麽簡單。如今人們都熟記孫中山所說的“華僑是革命之母”，卻忘記了這“革命之母”最初是怎樣充滿猜忌地看待這些革命者。在1895年的廣州起義後，孫中山不過是一名被懸賞通緝的在逃犯，即使在1897年他因在倫敦的蒙難而揚名國際後，他仍是這些海外華人社會中的“異端”，只有那些最大膽、異想天開的人才敢接近。
一個名叫溫惠臣的華僑回憶說，他十五歲時成為第一期的同盟會員，負責給孫買日用品，偶爾也去船上扛東西，後來才知道是軍火。即使剪掉了辮子，他也需要“辮子是假的，縫在帽子上，到外面去十戴上帽子，回到家就一丟，變成了光頭。不然的話，當時的華僑社會，他會指著鼻子罵”。流亡中的孫中山則陷入習慣性的孤立，他要防止清王朝在當地的暗探、要憂慮下一次起義的武器與經費、要與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黨爭奪影響力……溫記得，孫中山不怎麽出門，“總時背著手一個人在屋裡走來走去，低著頭想”，他也“不抽煙、很少喝酒，喜歡吃鳳梨、蘋果”……
二
我在王良的《國父與橫濱》中讀到這些斷片。很少會有人對此感興趣了。走在這喧鬧街頭，我心生疑惑，這就是那個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中華街嗎？他們是怎樣動員這些小業主成為政治行動的支持者的。他們這些每夜用算盤計算一日進帳的人，為何能一次次傾囊而出，去支持一項他們很難理解的政治設計。在山下町的一百四十番地的橫濱華僑總會的辦公室里，王良感慨本地華人對於歷史的無知，他們只關心物質利益。
從1859年開港以來，華人就是這個城市最大的外國人群體，如今其他外國人社區早已消失，中華街繼續興盛，成為了橫濱最重要的景觀之一。但它似乎僅僅是景觀，它的漫長、復雜的歷史、龐大的人群沒有轉化成某種更持久與創造性的東西。是的，三把刀中的剃頭刀與裁縫刀都消失了，但菜刀卻變得更重要了。比起一個世紀前，中華街的料理店更多元了，除去去廣東菜，四川、上海、台灣菜也隨處可見。尤其四川的麻辣，因為新移民與中國游客的涌入，而迅速興起。橫濱中華學校旁，正是巨大的、外圍像LV店的重慶飯店。
如何將一群去政治化的華僑動員為政治人，是孫中山的志業。而對於梁啟超來說，只有徹底地將中國人改造成“新民”，才可能締造出一個富強的中國。
對我來說，梁啟超比孫中山更富吸引力。在橫濱，他與孫曾是達成了短暫的聯盟、然後又互相謾罵的對手，沉浸於革命與改良之爭，這也是中國現代黨派的肇始。
正是在這中華街上，他編輯了《清議報》與《新民叢報》，捲入了一場浩瀚的知識冒險。政治行動容易消散，思想的價值常更為持久，在修正的歷史學家看來，孫中山的歷史意義被高估了，國內立憲派可能更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而曾困擾梁啟超的問題仍困擾著此刻的中國。中國的危機不僅是軍事、政治上的，更是知識與道德上的——人們不知該用怎樣的思維與情感來面對這個新世界。在某種意義上，梁不僅是個思想開拓者，也是新媒體浪潮的駕馭者。在20世紀初的中國，每旬出版、欄目眾多的雜志不啻為一項嶄新的沖擊。他意外地扮演起這個角色，他剛剛從一場政變中逃離出來，成為一名被懸賞的流亡者，聽聞昔日的改革盟友慘死刀下……他失去了真實政治舞臺，卻創造一個虛擬的舞臺。《清議報》與《新民叢報》被偷偷運回上海，然後在全國的知識青年中廣泛流傳——科舉制度已遭普遍唾棄，四書五經不能應對外部挑戰，梁啟超的雜志是這新知識的主要來源。中國日後的締造者，不管是胡適之還是毛澤東，都是熱情的讀者。
“《清議報》的第一至三十一號是在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如今是山下電氣；第三十二至七十號則是在山下町二五三番地，如今是自衛隊橫濱募集事務所……”
在王良的書中，我查到了這些信息，還有對應的彩色圖片。中華街內的地界劃分卻沒有改變，此刻的一百三十九番地還是梁啟超奮筆疾書的一百三十九番地。不過，王良的考證是三十年前的，如今的一百三十九番又從電氣行變成了一家叫興昌的餐廳，上面還有一個巨大的螃蟹標志，可惜不怎麽誘人。
也正是在此地，梁啟超寫出《新民說》，他意識到倘若不能建立現代國民，就不可能塑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他要喚醒那些沉醉於個人利益、狹隘鄉情、缺乏公德的海外華人社會。最初的“反叛者”——不管是革命者還是保皇者——正是期望將這些底層人動員起來，讓他們政治化，以提供精神、物質、人員的支持。而這些動員者們，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都是來自於相距不遠的廣東鄉間。他們也都是這個清國龐大的學者官僚系統的邊緣人。當他們試圖從權力中心改變這個國家時，他們都慘遭失敗。他們在海外的龐大邊緣人中，再度恢復元氣、獲取支持，並進行無休止內部鬥爭。
很有可能，中國沒有變成他們期待的樣子，他們的革命與改良之爭，似乎在一個世紀後仍未過時。中華街似乎又回到了它本應的樣子，關公廟的香火仍舊旺盛，在華僑心目中，這位財神實在比任何神靈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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