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時報
經濟部長施顏祥去年曾頂著烏紗帽,宣稱物價年增率(通膨率)突破2%,就引咎辭職。反觀鄰國日本,在新首相安倍晉三強壓下,央行則被逼得將通膨目標由1%提高至2%,並宣稱不達目的,無限量化寬鬆(QE)就不退場。同樣是通膨率,有人避2%唯恐不及,有人卻求之不得,顯示兩者在應對態度與做法上,都大有商榷餘地。
首先,經濟部宣稱要為通膨率負責,就好像寫作「文不對題」般搞不清楚自己的主要職責。其次,即便去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最終僅1.93%,但因增幅創了4年來新高,加上薪資成長緩慢,有被通膨侵蝕之虞,結果大家還是不開心。
日本的經濟困境,是比台灣更深層的「20年宿疾」。在經濟泡沫破滅、日圓長期升值衝擊產業結構、國債累積規模逾GDP的兩倍、終身僱用制瓦解、薪資停滯不前、人口快速老化、民間消費意願低迷等主客觀因素交互作用下,長住日本的彭博社專欄作家皮賽克(William Pesek)曾在2010年以「木乃伊化」來形容該國經濟的無藥可救。如今,又過了兩年半,日相更換了三人,所謂「木乃伊化」現象卻恐怕越治越糟。
此次安倍回鍋擔任首相,以「促貶日圓」與「拉升通膨」為刺激出口與內需的兩大利器,搭配面面俱到的稅改方案,再佐以樂觀的經濟成長預測,看似大膽激進,還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的盛讚;我國不少出口業者眼見日圓短期內遽貶逾1成,羨慕到流口水,還要馬政府與央行總裁彭淮南有為者亦若是。更有陰謀論者大談此舉乃美國在背後指使,旨在拉攏日本、離間中國。
問題是,「有勇」的治國手段,未必是「有謀」的財經解方。安倍新閣的此番嘗試與實驗,就是典型的有勇無謀,並不值得效法,更遑論是一種有效的國際戰略運用。
在促貶日圓方面,以日本已連兩年出現貿易赤字的現況,日圓的確長年被高估,但在短短兩個月內急貶破1美元兌90日圓,既未逆轉日本企業如索尼、夏普大賣家產的既定重整政策,更已引起國際公憤。向來是大聲公的美國汽車業業已發難,新興國家的反撲也紛至沓來,近日亞幣競貶,只是對立的開端。
畢竟現今的國際情勢,已非當年七大工業國(G7)說了算,而是由G20同台折衝,日本不惜掀起貨幣戰爭,最後極可能導致兩敗俱傷,既造成熱錢竄流他國、製造資產泡沫、挑動保護主義勢力,讓國際財經情勢更動盪,又徒增本國企業面對匯率劇烈波動的風險,無助其轉型與創新。
至於日圓貶值可能引發輸入性通膨,或許是治通縮心切的安倍政權最期待的「成果」,但萬一日本民眾眼見物價揚升,卻更不敢消費,又能如何?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長期資料顯示,日本從1990年迄今,消費者物價(CPI)年平均漲幅,只有在泡沫經濟崩解初期的1990與1991年超過3%;突破1%的年份也僅止1992、1993、1997、2008四年。其餘不是低於1%,就是負成長。尤其金融風暴席捲全球後的這四年,儘管日銀已使盡量化寬鬆(QE)的氣力,日本仍連年陷入通縮。
這反映了什麼?在長達20年的「平成不況」裡,日本民眾早已習慣與通縮共舞:到處打工的窮忙族得看緊荷包、精細比價過日子;手握現金的銀髮族心存戰時逃難的困頓記憶,也看緊荷包、精細比價過日子。
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去年底在街頭發表競選演說時曾指出,日本藏在民眾家裡的「衣櫥存款」超過40兆日圓(逾新台幣13兆元),其中包括價值2,000億日圓以上的「聖德太子」萬元舊鈔,迄未回到央行兌換「福澤諭吉」萬元現鈔。自1984年以降,日本萬元大鈔上的肖像,就一直是明治時代主張「脫亞入歐」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換言之,石原所指的那逾2,000億日圓以上的「聖德太子」萬元舊鈔,是靜靜躺在民間衣櫥快30年都沒流通過。
這個數字非常傳神地描繪出日本民間「富裕地窮著」的生活態度;如此根深蒂固的「窮忙與藏富」消費行為,絕非表象地拉高通膨目標或無限QE,就能撼動。日銀過去幾年的數波QE,已證明失敗,未來即便調整長短天期的債券收購組合,恐怕也無濟於事。
面對日本這個成人尿布比嬰兒尿布賣得還多的國家,當務之急是要把「人口老化」從負債變成資產。正如現年81歲的石原慎太郎所言,政府要發揮智慧與創意,設法逼醒那些沈睡多年的巨額「衣櫥存款」,而絕大多數「衣櫥存款」都掌握在銀髮族手裡。
然而,長年的經濟失落,已讓日本政客喪失對未來的想像力,反而病急亂投醫。有道是當家不鬧事,安倍政權卻豁出去幹。日圓急跌、日股勁揚,只對政客與投資人產生春藥作用,激情過後,安倍的「黑天鵝」效應,恐將對日本經濟乃至全球財經困境,帶來更大的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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