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田方萌
在政治科學領域，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與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齊名的大牌學者。他二十年前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同亨氏的“文明衝突論”一道成為後冷戰時期的兩大論題。2010年是福山學術生涯的又一個轉折點。在華盛頓居住十多年後，他回到了以前工作過的加州，受聘於斯坦福大學。當年四月底，喬治·梅森大學為福山舉行告別晚宴。我在那裡見到了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饒有興趣地問他正在進行什麼研究，福山答道：“我在寫一本關於人類政治秩序發展的書。”
兩年半後，一本近六百頁的巨著擺上我的案頭，這便是福山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的上卷本。此書可謂近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界的重大成果，福山為宣傳它也不遺餘力，去年秋季還跑到北京大學舉辦新書研討會。2012年10月《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文版一經推出，很快成為中國學界的熱點話題，坊間也有不少書評介紹。最近我在杭州開會，遇到一位浙江大學的政治學者，當我提及此書，他便道：“似乎人人都在讀它，我還有令我好奇的是，這位宣稱歷史終結的學者為什麼要回頭探究歷史的本源？英劇《都鐸王朝》(The Tudors)片頭有段意味深長的話，有人譯為：“君閱汗青已通史，終局筆亦疏；韶華崢嶸風塵掩，回首覓當初。(You think you know a story, but you only know how it ends. To get the heart of the story, you have to get back to the beginning.)”福山也與此相似。他並不是因為對未來無可言說，才轉頭埋入故紙堆的，他曾出版過《我們的後人類未來》(Our Posthuman Future) 一書，預測生物技術如何影響人類的發展趨勢；作為美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福山近年一直在關注阿富汗等脆弱國家的政權建設問題，並於2004年推出專著《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但他發現已有的政治理論很難有力地解釋這些國家的失敗案例，需要進一步追根溯源。出於對現實的強烈關懷，而非純粹的史學興趣，福山才回到了歷史的起點。
亨廷頓與福山亦師亦友，很多人卻以為兩人是論敵，其實“歷史終結”與“文明衝突”並不必然相悖。兩者都承認意識形態的終結，只不過對其後果判斷不同。亨氏更看重分裂的一面，福山則強調和諧的一面。就政治學的研究路徑而言，亨氏和福山的師承關係非常明顯——福山坦陳《政治秩序的起源》接續了亨氏經典之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這本書成於冷戰高潮的1968年，打破了西方學界對發展中國家的許多成見；即使今天讀來，我仍常常折服於亨氏的洞見。如福山在書中所言：“一個國家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機構化而不必是民主的——這樣的想法在當時震驚了許多人，卻加強了亨廷頓關於政治秩序和民主並不一定相互依存，甚至可能為相左的目的運作的觀點。”
《政治秩序的起源》也不是一本西方民主制度的發展史。福山將人類有史以來的政治秩序分解為三項要素：國家政權、獨立法治和責任政府。現代民主不見得會推動前兩項要素的發展，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有些新興民主國家有選舉而無治理能力。出於對政權建設的強調，《政治秩序的起源》開篇即從中國如何建立官僚制帝國講起，一語未提古希臘的城邦制度，可謂與西方史學傳統大異其趣。去年年底福山在接受《財經》雜誌的一次訪談中，指出秦代中國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韋伯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即統一和理性化的中央官僚政府，它“比羅馬的公共行政機構更為系統化，中國人口中受統一規則管轄的比例也遠遠超過羅馬。”
承認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的巨大貢獻，並不意味着中華民族先天就比其他民族更富有組織性或紀律性。同已故的美國學者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一樣，福山相信“戰爭造就國家”，他認為正是血雨腥風的戰國時代推動了中國的政治現代化。由於政治現代化早於獨立宗教權威的出現——後者正是歐洲法治傳統的根源，“強政權弱法治”一直是華夏政治史的主要特色。很多西方學者也因此認為中國政治過於“早熟”。
《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的時間跨度從史前時代到法國大革命，地域跨度從拉丁美洲到東亞諸國。很少有人能觸及如此廣闊的時空範圍，更少有人能深入分析每一時空的重大事件。當然，福山的研究建立在龐大的二手文獻基礎上，《政治秩序的起源》對史料的運用可能不如英國歷史學家芬納(S.E. Finer)的《統治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等史學著作。借用唐代史家劉知幾的話來說，福山兼具“史才”和“史識”，“史學”的功底稍遜一籌。然而，作為社會科學家，他的學術興趣主要在借史實構建政治理論，以歷史終結者的角度觀察歷史的演進。
塞繆爾·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新版是由福山作序，序言中他指出該書“也許是最後一次構築政治變遷大構架理論的嚴肅嘗試”。這裡使用“也許”一詞，多少透露出作者超越恩師亨廷頓的學術雄心。由於亨廷頓這本書主要關注現代史上的政治發展，我們要等到福山推出《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下卷本，才能知道他是否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深遠。我相信福山會青出於藍，因為他的學術視野在某些方面比亨氏更為宏大，例如，他曾經認真探討信息與核武技術是否可能推翻歷史終結論，而亨廷頓在著述中幾乎沒有談及信息技術的巨大影響。
電影《大話西遊》有句台詞：“我猜中了開頭，卻猜不中這結局。”2006年，福山的成名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得以再版，該書序言有力回應了對“終結論”的種種質疑和批評，福山自認為猜中了結局。現在他也嘗試着猜中開頭，那些關心人類命運的讀者，不妨先看看《政治秩序的起源》，再思考一下福山兩頭都猜中的勝算有幾分。
田方萌是書評人，在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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