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爹，乾細胞，乾革命

乾爹，乾細胞，乾革命
英國 金融時報 專欄作家 老愚

近日，無錫奧思達公司“非法乾細胞治療”內幕曝光，“乾細胞”一詞驟然耀眼起來。幾年前，我初次接觸該詞時，迷惑了半天，因為不知道該怎麽理解其意：是乾濕的乾？主乾的乾？抑或乾政的乾？細讀科學解釋，方明白人家指的是第二種——正體字的“幹”。

“乾爹”的“乾”又是什麽意思呢？《新華字典》的解釋是，“拜認的親屬”，正確的說法應當是“無血緣關系的親密關系”。此中的“乾”，當為乾濕之意的“乾”，正體字寫作“乾”。

“乾革命”的乾又是何意？《新華字典》對“革命”的解釋為：“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摧毀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進步的社會制度。”如此一來，“革命”顯然是個好詞，誰還敢乾“革命”呢？此“乾”只能理解為“做革命工作”。在大陸生活久一點的人都曾經填寫過一個登記表，表中有一項便是“何時參加革命工作”。別輕視加在工作前的這個“革命”字眼，它不是可有可無的擺設，而是臣服的標志，類似於霍桑小說《紅字》里失貞女人胸前的“紅A”。沒有“工作”，只有“革命工作”。

在乾支紀年紀月和兵器之外，“乾”的主要義項就是觸犯。用《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的釋義便是：“以非禮相觸犯曰乾，乾冒，乾求，乾盾，乾系；犯則必亂，故相乾之乾訓為亂。”


“乾”這個詞印象極深。自幼耳朵里便塞滿了由其領銜的詞語，比如“乾活，乾部，乾掉他，乾革命，乾他娘”等等。這個動詞鏗鏘有力，不容置疑，它和搞、弄等雄性勃發的動詞一起，構成毛澤東時代特有的暴虐氛圍。“乾”的動詞詞義，從貶義冒犯轉變為褒義僅僅是一個世紀以來的事情。“搞”“弄”等諸多市井鄙詞粉墨登場，成為新社會新時代的標記。粗俗升格為正氣、豪氣，憑借革命暴力邏輯的支撐，委婉、含蓄、溫柔被棄之如敝履，整個社會迅疾粗鄙化、痞子化。仁義禮智信、溫柔敦厚等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做人準則，一概被顛倒是非的“革命”倫理所取代。“乾革命”一類來源於各色暴力組織的鼓動詞匯，名正言順地具有了神聖性。“乾革命”不是冒犯革命，而是進行革命，此“乾”榮升為一個光榮的動詞，而“革命”成為“革命工作”的簡稱。

漢字里本來有三個“gan”，“幹”字被廢，“乾”字寄身於“乾卦”“乾坤”等幾個詞語里。數個義項一股腦兒壓在“乾”字身上，字累，人更累。看到出現“乾”字，人們得費力辨認一會兒，才能明白那個詞那句話到底在說什麽。簡化似乎縮短了人們的書寫時間，卻在辨識過程中浪費了更多功夫。更可怕的是，許多人已經不知道“乾乾幹”的真義了。現在流行的繁簡字轉化系統，就無法辨認“乾”何時轉為“乾”何時轉為“乾”。比如“乾濕”，他給出的結果是“幹濕”，“乾卦”一詞在整體轉換後，變成了可笑的“乾卦”。

中共當局的簡化字政策，以為工農大眾脫盲河提高生產效率相標榜，其實是以拼音化為旨歸，進而消滅漢字和中華文化。確鑿的文獻記載表明，新政權成立後的1950年，斯大林放言：“全世界都是要通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而實現共產主義的，全人類的語言文字都是要通過統一的民族語走向區域語，而實現共同的世界語。”毛澤東立即附和道：“中國文字改革的方向要走向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並採納吳玉章提議，著手進行廢除漢字的工作。所以，現行簡體字僅是廢除漢字前的過渡產物，無存在的正當理由。

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1954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簡稱文改會，該會建議“在策略上需破壞漢字形體，削弱漢字效用，以簡體字創造漢字內部利於拼音化的條件”。

周恩來在1958年1月10日發表的《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里，臆斷“漢字字形演變的總的趨勢是簡化。”並把簡化字歸之為人民群眾的“創造“：“由於漢字難寫，人民群眾不斷創造了許多簡字。盡管歷代的統治者不承認，說它們是‘別字’‘俗字’，簡字還是在民間流行，並且受到群眾的歡迎。”然後假借順應民心，為簡化字運動披上合法的外衣：“人民群眾早已在改革文字，而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無非是搜集、整理群眾的創造，並且經過各方的討論加以推廣罷了。”

周恩來還給反對簡化字的知識分子定性：“右派分子的攻擊文字改革，自然是別有用心，他們是要藉此向黨和政府進攻，但是另外他們確實也是反對文字改革。漢字簡化是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對。”這就毫不掩飾地泄露出簡化字運動的另一個目的：打掉知識分子的文化歸屬感和尊貴感，打破所謂文化壟斷，逼迫他們向群氓低頭。

簡化字大躍進運動，如果說起初還存在某種“審慎”，但很快就變得極其瘋狂。文字簡化專家為邀功請賞，胡亂進行多字歸一、部首合並，隨意減少筆畫，造出了許多荒唐的字來。經過這一番“簡化”，漢字的基本面貌嚴重受損，承載中華文明的漢字喪失了尊嚴。就連簡化字拼音化乾將呂叔湘也有微詞，“有些簡化字本來是可以不去簡化它的”。他對“魚”被簡化為“魚”提出了異議：“如果書上印成四點，筆底下寫成一橫，似乎也不會出什麽問題。”

為加快邁向拼音化，當局在1975年推出了極端化的“二簡字”，因遭到華人世界的強烈反對而作罷，但正式廢除卻是因中蘇關系交惡，共產主義大同世界成為泡影，廢除中文已無必要，才於1986年行文廢除。1985年12月，中國國務院決定將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強調其職責是“促進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有學者據此認為，拼音化道路已被徹底放棄。

既然不再提拼音化，簡化字就變成了爛尾樓，當局修修補補，過一年半載恢復幾個正體字，但至今尚未有回應民間恢復正體字的迫切呼聲。簡化字這個政治怪胎，似乎教會了一茬茬人識字寫字，卻阻斷了中華文化的傳承。我們並不真正認識幾個漢字，因為基於簡化字的認字本身就是悖論：它破壞了漢字六書的造字方式，使認字者不易想起原形，難以透過字源學習；不學習傳承字直接學簡化字，就只能靠死記硬背。我們在簡化字上停留時間愈長，則新一代離傳統愈遠。文化斷裂一個甲子以來，製造了多少不懂中國文化的中國人，整個社會隨處可見不倫不類、不中不西的文化怪胎。

當局必須正視民間對回歸中華文化之河的願望，給出恢復正體字的時間表，早日讓人從扭曲的文化氛圍里掙脫出來，堂堂正正認漢字、寫漢字，做一個流淌中華文化血液的堂堂正正的炎黃子孫。

反對恢復正體字的勢力頗為強大。有一些屬於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把四不像的簡化字看出自己的文化利益，以為要被人剝奪，因而生出過分的依賴感。他們不知道正體字之美，不知道文化之美，在簡化字的泥潭裡打滾。有些文化人恐怕是別有企圖。北大學者李零近日在訪談中宣稱：國家強盛了，簡化字就立得住。他還誣稱正體字是台灣用來打壓大陸的手段。貌似“洞見”，實則是國家主義幽靈的冒泡。名為學者，骨子裡卻是極權主義思維馴服的媚格：以犧牲中國文化屈就現政權，以犧牲個體自由成就所謂復興大業。生於1948年的李零，可謂標準的新中國學者，其言辭充溢著文化既得利益者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若不是刻意迎合，那便是發自內心的表態和捍衛。他的霸氣側漏的論斷，更讓人懂得學術獨立的真諦。一切為文化專制制度張目的學者，不管其多麽有“學問”，最終都將露出自己的馬腳，從而失去人們的尊敬。摩羅如此，劉小楓如此，汪暉如此，李零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