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潑：憂鬱的邊界

「旅行所能帶給我們的所謂逃避，除了讓我們面對我們歷史裡面比較不幸的那面外，還能提供些什麼呢？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創造這麼多我們現在享受的神奇事物，但在創造這些神奇事物的同時，也免不了製造相應的病象出來。」 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當中書寫了他的旅行和田野紀事，他批評了所謂的旅行文學，卻也反思旅行所見：「我們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們自己的垃圾，丟擲在人類的臉面上。」

《憂鬱的熱帶》這本書瀰漫著濃重的悲觀主義，感嘆著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而許多族群文化也因而慢慢消失、溶解。法國的戰後情緒和故事，也影響著李維史陀，所以他又說：「旅行，那些塞滿各種夢幻似的許諾，如魔術一般的箱子，再也無法提供什麼未經變造破壞過的寶藏了。一個四處擴伸、興奮過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沉默擊破，再也無法還原了。」

二次大戰後，許多非西方文化從帝國的靴子底冒了出來，許多著名人類學家都在此刻大展拳腳，成為這些族群文化的見證者，他們的田野地都在帝國邊陲，而這些地方的人們在被殖民多年後，聲音慢慢浮現，世界的多元性也才躍然在人們的見聞中。當然，這樣的異文化或許暫時像個舞台上的丑角一般，被媒體扭曲呈現，但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是去哪裡，召喚出一群人、一種文化。這是人類學家旅行的必要。

我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自助旅行，是進入人類所之前的暑假。那是九一一發生快滿一年之際，當時文明衝突論仍不斷被討論著，杭亭頓談「全球化和文明衝突論」與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像是對立一般辯論著，但國家和國家、區域和區域的爭鬥，不會因此越辯越明，我也因而感到悲觀，雖不覺得重拾書本就能帶來解答，但至少遁入研究中，可以躲避塵世。

我在讀研究所期間，學到了邊界理論（boundary），這似乎解釋了族群紛爭何以不停發生在你我周邊。社會人類學家巴斯（Fredrik Barth）認為，族群界線的維繫可讓一個族群團體和其他群體分開來，並使該族群延續下去，而任何族群團體的內涵和文化素材是明顯存在著的，換句話說，和血統、地理、親族、語言等等看似原生且根本的族群分別方法比起來，源於文化和歷史記憶的群體意識，才是族群自我認同和延續的原因；然而，標示界線的文化特徵會改變，群體的文化特質也會被轉化，甚至群體的組織形式也會被改變，但只要持續將群體成員和外人二分，就可以繼續標示出這個延續性的特質，並探究變動中的文化形式和內容。再更白話地說，只要區分「自我」和「他者」的界線維繫著，那麼這個族群團體就會繼續存在下去。

這不禁讓人想到小時候，我們總和鄰座同學在書桌上畫線，彼此警告：「不可以跨線！」我們各自守著自己的勢力範圍，但偶爾仍會偷偷將鉛筆盒挪過去一點、書包推過去一點，或利用手肘「偷跨」，也會在對方稍微侵犯領域時大叫：「你跨過線了！」就像瞪仇人一樣，狠狠瞪對方一眼。

很多時候，「國家」是區分你我的那條界線，但國家和國界，能解釋你我的差別和爭鬥嗎？希臘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在電影《鸛鳥踟躕》中，藉著一位電視台記者亞歷山大到希臘邊境採訪，引出了邊界的問題──阿爾巴尼亞和希臘的邊界線是一道由紅白藍三個顏色畫成的線，駐守邊防的上校對亞歷山大說，「跨過這條線，你要不就是出了國，要不就是死亡了。」因為對面警衛持著機關槍，隨時可以格斃私自越境的人。兩岸的軍隊，隨時都要防止對面的人過來，但兩岸的人卻透過河流分享彼此的音樂，甚至舉辦一場隔岸對望的婚禮──這對新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參加婚禮的人是同個村子的人，但國界一畫，各自屬於不同國家，連結婚都要靠想像。

然而，跨越國界了又如何呢？可能也面臨死亡，但也可能活著到達另一個國家。順利活著逃到希臘的難民，都在希臘邊境小鎮聚集著，他們以為逃離戰禍，卻又遇上了「死亡邊界」──看到一樁因族群衝突而起的謀殺，上校無奈的說，「我根本弄不明白，人們越境而來，只為找到自由。這是上帝的棄地，世界變得很小。沒有人搞清楚是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衝突，還是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的衝突，還是革命者與投機分子的衝突。他們在這裡稱作投機分子。」在難民營裡大家都沉默活著，因為不同信仰和民族差異讓他們之間衝突一觸即發，他們每天都避免碰觸到族群和生死界線，否則可能又會遇上死亡。

「他們好不容易逃出邊界，又遇上邊界。」

邊界，是無所不在的，就像我們的影子一樣。身分邊界就是我們的影子。

身分邊線是不斷變動著的，要確定「我是誰」，往往都需要先知道「我不是誰」。而這些故事往往都從旅行或移動開始。旅行或是移動（移民或移工），是一種改變原本狀態的行為，它強迫你離開原來的位子、接觸生活範圍之外的人群，因為變化，感官格外敏銳。而跨越國界的旅行，更會讓人意識到國家和自己的關係──畢竟，得帶著一本合法申請的護照，而那證明你具有自由跨越國境的身分，你得拿著這本護照去宣告你是誰。

而我，就在國界裡裡外外擺盪了十餘年後，生成了這麼一本關於邊界、身分和認同的書。

「揹著人類學旅行」構築了我的智性世界，我不曾想像自己投身枯燥的學術研究工作，實在難以妄稱是個人類學家，但學術訓練卻琢磨了我尖銳的稜角，讓我敏感於所有街頭巷尾的訊息和口語動作，對每一個相遇毫無防備，打開感官接受每一個異文化的刺激，去傾聽而後真正理解這些庶民的小感嘆，其實都能拉出來一段大敘事。每個人類，每個生命，每個生活，都由微觀構成，關注這些微觀，那些宏觀敘事才能真正發生意義。

當我對全球化乃至於文明衝突感到疑惑時，這些旅途中聽到的故事，給了我不少反饋。請恕我再次引用《憂鬱的熱帶》：「人類學家自己是人類的一分子，可是他想從一個非常高遠的觀點去研究和評斷人類，那個觀點必須高遠到使他可以忽視一個個別社會、個別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和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遠離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長久的時間；由於曾經經歷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環境改變，使他染上一種長久不癒的無根性；最後，他沒有辦法在任何地方覺得適得其所；置身家鄉，他在心理上已成殘廢。」李維史陀這段話說明了，為什麼我總是想離開台灣，離開熟悉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到不遠的他方旅行，我總覺得，在那裡，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誰，才知道故鄉的位置。

我所去的這些國家，都和台灣有著類似的文化和歷史，包含宗教、米食還有語言，甚至是移民、殖民和日軍入侵等等印記。可惜的是，當許多台商前進東南亞經商，而許多東南亞的人民嫁來台灣或在此工作，原本應該互有交流相互認識，但彼此之間卻仍像陌生人一般，有著莫名所以的隔閡、防備或緊張。明明他們離我們很近，我們卻不了解他們，但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鄰近國家，我們又怎麼認識自己呢？我開始意識到對這些國家在我們的認知中竟如此蒼白貧乏。

當我累積越多次旅行、學習越多語言，才了解這些國家和台灣有或近或遠的關係，也才知道台北的古地名有許多甚至是菲律賓文（Tagalog）和馬來文，甚至那些國家發生的大大小小歷史事件，也影響了台灣。這些故事和相互影響，反反覆覆出現在我的所見所聞中，形成一個共振的頻率，擊打著我，我突然了解，越是怯於認識他人，越是會複製偏見和仇恨言論，也越是加強心裡的邊界，衝突自然就存在了。

就在越南「邊界的誤會」發生後幾年，我在台北聽到類似的故事：一位申請來師大學中文的越南人，剛來台灣還沒拿到學生證，當他和一位在台大讀書的馬來西亞人同在一家餐廳打工時，卻被惡意舉報為「大陸偷渡客」，兩個人都被抓到警察局盤問。那時，警察明顯善待擁有台大學生證的馬來西亞華人朋友，卻對語言不通的越南人極不友善，最後，不僅將他關了起來，還遣返回國。

當這位馬來西亞朋友說起這段經歷時，熟悉感油然而生，我立刻想起那段不分青紅皂白就被逼得在越南文件上簽名的經歷，於是也能同理那位越南朋友有口難言的屈辱。當我們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異鄉人包持著懷疑或者偏見時，難道不需要想想自己在異鄉時能否忍受同樣的眼光？很簡單的同理心而已。

即使區分你我他的這種邊界，並不可能在心理消除，但我們可以讓這些邊界不那麼霸道的存在，可以允許它暫時消融，所以，請試著讓自己跨出國界、跨越歷史和心理的邊界，認識其他國家、其他族群、其他原以為不同的人，那麼你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就是我們，我們也會是他們，然後，我們才會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