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為何對抗？

紐約時報
文安立

倫敦

中國和日本之間存在的互補性，世界上沒有哪兩個經濟體和社會能夠相比。中國相對年輕化、貧窮而焦躁不安，極其專註於經濟增長。日本相對老齡化、富足而安於現狀，但科技發達，並且致力維護他們的高生活水平。兩國在地域上相互接近，看似能理想地實現互惠互利。

不過，日本懼怕中國的崛起，因為中國經濟遠比日本更有活力。而中國也以日本為患，因為島國日本的所作所為，就像是中國海岸線附近，一艘永不沉沒的美國航空母艦。

去年，兩國的民族主義者就爭議島嶼打了一場口水仗。這些島嶼日本稱為“尖閣諸島”，中國稱為“釣魚島”。日本新上任的右翼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呼籲，不僅要重新審視二戰後美國制定的日本憲法中作出的和平主義承諾，還要修改學校課程，增強其愛國主義色彩。這引起了中國領導層的警覺。

巨大的歷史陰影一直困擾着兩國關係。在亞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於1937年爆發的中日戰爭；由於日本的擴張政策，上千萬的中國人慘遭殺害。但這不足以解釋，為何如今中日兩國年輕人，對彼此的敵意甚於前人，甚至強於二戰剛結束的時候。

真正的理由要往前追溯。日本在19世紀末期的崛起，被中國視作一種冒犯，因為中國一直認為自己是理所當然的地區領袖。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也繼承了這種觀點，並將其傳遞給了後人。

因此，今天多數中國人認為，日本的財富，以及它作為美國亞洲盟友的地位來路不正。即便是在中國最衰弱的時期，也就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時候，中國的精英仍然認為，中國傳播到其他重要鄰國的儒家文化是地區共同文化的根源，這些鄰國包括朝鮮、日本和越南。而“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國家，應當欣然接受中國理所當然的領導。

中國政府目前的南海政策與清王朝18世紀末的政策異曲同工。清朝是中國的最後一個統治王朝，當時的乾隆皇帝喜歡以父親的口吻對南方“萬國”講話。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在越南和老撾等國施加影響力，與乾隆的家長作風遙相呼應。

中國的鄰國與以前一樣，不會喜歡這種做法。18世紀80年代，乾隆捲入了一場對越戰爭，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國力。自那以後，該地區的國家掀起了各自的民族主義浪潮，往往為的是對抗西方殖民主義。印度尼西亞擁有2.48億人口，即使是與中國這樣的大國比，也不會自視為“小國”。除非中國的態度和政策得以轉變，否則印尼必然會尋求抗衡中國實力的途徑。

對日本而言，則一直在適應中國和對抗中國之間徘徊。儘管日本的帝國主義已經成為過去，但使之興起的某些想法卻頑固不化。安倍晉三似乎就有這種想法。他的外祖父也曾擔任日本首相，被許多中國人視為戰犯。

雖然多數日本人承認對華貿易和在華投資的重要性，但目前看來，國家安全似乎更加重要。

日本在清算歷史問題上欠缺行動，對其當前的外交政策產生了阻礙。然而，中國有一種認為自己理應是地區霸主的歷史思維，而且中國新形式的反日民族主義相當嚴重，並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與之相比，日本疏於清算就顯得遜色不少。不幸的是，在去年11月上任的新一屆共產黨領導層治下，中國的這種沙文主義心態出現轉變的可能性不大。

甚至連中國的外交辭令都強調，要在歷史問題上服從中共的意見，而不是審視當前的利益，而且它還認定，在國際事務中只有一種立場是正確的，通常就是中國的立場。

當今中國，與日本合作所獲取的利益，遠遠好於與之發生衝突的後果。抓着過去的罪行不放，並在島嶼爭端上煽風點火不會得到多少好處。中國要想成為地區領導者，只有通過與日本合作才能實現，而不是對抗。

法國和德國的例子表明，如果國家利益需要，國家間的觀感是可以改變的。然而，要將中國政府的思維方式從強調強弱高下，轉變為尋求合作共贏，不僅需要強有力的領導，還需要對國家利益的精妙理解。而在這兩方面，最近上台的中國領導人都沒有帶來多少希望。

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世界歷史學教授，著有《焦躁不安的帝國：175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