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日前宣布史上規模最大,超過20兆日圓的緊急經濟對策,要找回強盛的經濟實力。安倍說,「要推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鼓勵民間投資」,三管齊下力量更大,目標是帶來日本2%的GDP成長,創造60萬個工作機會。
其中所謂大膽的金融政策,係指提高通膨至2%目標、推動日圓貶值;機動的財政政策則為投入近7兆日圓的防災及民生等基礎公共建設的預算;而鼓勵民間投資,則將以3.1兆日圓,補助企業增添節能新設備與工廠,以及活化不動產市場。
事實上,早在15年前,包括現今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均建議過日本應以積極的提高通膨政策以脫離通縮泥沼;而大膽積極的財政政策則是日本知名經濟學家辜朝明,不斷對日本執政當局呼籲的政策。只是這些典型的凱因斯學派的擴張政策,在當時並不為大家所認同,而日本內閣在民調上又大多處於低檔、短命,當然不可能提出積極性的政策。即便是在小泉內閣時期,好不容易推動了郵政改革,但隨著其下野後,也無疾而終。
此次安倍第二次上任,挾著超高的民意支持度,再加上自2008年後,印鈔票花錢似乎已成為各國經濟政策的王道,因此,預料安倍的超大規模緊急經濟對策,可以獲得國會通過並實行。不過,大家更關注的是這些政策的效果及可能引起的國際經濟效應。就2008年至今的其他國家相關政策效果來看,其中,財政政策若說真的有效,各國失業率也不會還高高掛,顯然其有效性還得經過驗證;而比較成功的政策應算是金融流動性的維繫(雖然也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但日本並沒有金融流動性危機的問題,反倒是熱錢不斷地流入日本,造成日圓大幅升值,衝擊出口。
過去日圓未大幅升值前,日本每年貿易順差達到700億美元以上,可說是習以為常的現象,但2011年卻轉為逆差322億美元,2012年前11個月,逆差幅度甚至高達795億美元,這一來一往,就相差1,500億美元,是日本2011年GDP的2.54%,也就是說,倘若日本可以再回到出口順差700億美元的水準,就可達到安倍首相的2%GDP成長目標,根本也無須擴大財政支出。
但問題是回得去嗎?答案是非常困難。市場一旦失去,要再拿回來,恐得花費雙倍的力氣才行,況且,短期內,日圓也不可能回貶至金融海嘯前113日圓兌換1美元的水準。再者,日本產業問題不僅創新能力已相對弱化,就連再投資的能力也快速下降中,過去日本投資占其GDP比例高時可以達到三成以上,如今卻連兩成都不到。
因此,匯率升值,的確可以說是衝擊日本出口最大的因素,但卻不能保證,貶值後,出口就能恢復。我們總喜歡拿韓國匯率政策為例,但別忘了,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之所以能夠脫胎換骨,除了金融改革外,更重要的還是在於產業重整,才有今天的三星電子及現代汽車。因此,我們認為安倍應把較多的預算放在協助產業創新及投資上,少花在硬體工程及援外,因為國內建設隨時可以進行,但產業轉型機會一旦錯失,就再也回不來了,安倍這一搏,幾乎可以說是日本產業最後的保衛戰。
從日本慘痛的經驗來看,熱錢的進出,絕對會選擇無能力作為、或不作為政府的國度,熱錢之所以可以肆無忌憚躲進日本債市,就是日本當時民主黨政府毫無作為,面對熱錢流竄再起,我國央行必須堅定對抗態度,不能讓熱錢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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