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李慧敏
針對1月11日至15日北京大範圍、長時間的霧霾天氣，中國副總理李克強日前表示，“解決這些問題要有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必須有所作為”。目前，治理空氣污染緊迫性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但治污從何着手？除了停駛公車、工廠限產等一些應急性的短期措施，中國官方未來應對空氣污染的政策方向和重點尚不明朗。
本周，環保組織“綠色家園”在北京舉辦的一次沙龍上，不少環境領域的專家都表示，治理大氣污染不能僅靠科學技術，體制、法規、公民參與對空氣的凈化作用也十分關鍵。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分析此次嚴重霧霾天氣的成因時，王躍思指出，污染是內因，氣象條件是外因。硫酸鹽、硝酸鹽、銨鹽等溶於水的粒子對這次霧霾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它們在空氣中吸水膨脹後的削光作用使天氣顯得渾濁。這些污染物主要來源是機動車、火電廠和工業企業的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等廢氣。王躍思特別提到，中國汽油含硫量偏高是加重尾氣污染的重要因素。
王躍思指出，上述污染物並非僅來自北京本地的排放。北京的空氣中細顆粒物(PM2.5)大約30%-40%來自原始排放，20%-30%來自大氣中的光化學轉化，30%-40%來自於整個京津冀區域。
1月11日夜間起，北京城區PM2.5濃度達到每立方米300微克以上，並持續升高，14日部分地區甚至達到每立方米1000微克。北京啟動了空氣重污染日應急預案——公車停駛30%，58家重點排減企業停產，41家企業減少30%以上的污染排放，停止建築拆除施工，工地洒水抑制揚塵。
2012年3月，北京市政府印發了《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氣污染治理措施》，提出“到2015年，PM2.5、可吸入顆粒物(PM10)、總懸浮顆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主要污染物的年均濃度均比2010年下降15%”，“PM10達到每立方米100微克左右，PM2.5達到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的目標。上述文件提出了的治污措施包括，完善監測體系和信息發佈制度，控制機動車污染，控制燃煤總量等措施，但並未提及與鄰近省市協同行動。
王躍思認為，解決北京市的空氣污染，不能單靠一個地方政府，北京市雖然能努力降低自身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卻無法解決周邊污染物的排放與傳輸。目前，僅與北京直接相鄰的河北一個省，鋼鐵產能已超過2億噸、水泥產能超過7000萬噸、火電裝機超過3800萬千瓦，對京津地區的大氣環境構成了巨大的壓力。
王躍思設想， 不妨由一位副總理牽頭，成立“京津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委員會”，將該區域作為大氣污染防治的“特區”，各地區行政負責人參加，用GDP的一部分作為治污經費。他說：“歐洲各國的政治體制不盡相同，但歐盟能夠協同控制治理酸雨和大氣污染；美國加州南部也是通過聯防聯控，才遏制住了光化學大氣污染。”
王躍思說“北京、天津、唐山等經濟發達地區，應當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並負擔其他地區的減排成本；而秦皇島、張家口、承德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則應承擔較少的減排責任。” 調整工業布局，在經濟發達程度各異的區域之間分配減排任務，都需要綜合考慮。
毗鄰香港的廣東省，在大氣污染跨區聯合防控方面已經先行一步。2012年下半年，香港特區政府已經與廣東省訂立了2015年及2020年減排目標。香港特首梁振英日前發佈的2013年施政報告表示，將採取粵港兩地合作等措施，全方位改善空氣質量。
2009年，廣東省政府已經建立區域大氣污染防治聯防聯控監督協作機制，以協調解決跨地市行政區域大氣污染糾紛，建立區域統一的環境保護政策。不過，由於京津冀地區並不受一個更高級別的地方政府管轄，所以聯合組織方式面臨更多挑戰。
王躍思表示，治理北京的空氣還需要治理交通。儘管從2000年開始，中國強制要求所有的汽車都安裝凈化尾氣的三元催化器，但是這種措施不能完全起作用。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汽油硫和烯烴含量都很高，硫的燃燒可能增加三元催化劑失活，使一氧化碳、烴、氮氧化物等污染氣體直接排放到空氣中；二是由於汽車停車時發動機溫度低，有害氣體很難在三元催化器中與氧氣充分反應，所以北京經常性的堵車也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北京治理PM2.5還需要解決油和路的難題。
王躍思表示，氣象條件是加劇此次霧霾的外因。11日和12日，華北，河南，山東等地，受低壓輻合或均壓場的影響，近地面大氣穩定，風速較小，濕度較大；且逆溫層厚度大，強度強，進一步阻礙了空氣對流，導致區域和局地排放的污染物迅速累積，空氣污染嚴重。
霧霾的危害在於，致霾粒子能滲透到氣管，肺泡和血管當中，導致嚴重的呼吸道和肺心病；霾還可能危害人的神經中毒，破壞人體的免疫機能，加速衰老， 致使孕婦生畸形兒。中科院一項對廣州市肺癌癌症致死率與霾的關係的研究表明，考慮7年滯後期後，肺癌癌症致死率與霾之間呈現了極高的正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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