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空氣污染危機求解

紐約時報
衛梵斯

在過去一周里，全中國幾百個城市經歷了駭人的空氣污染危機，空氣質量在短短几天內嚴重惡化，污染物濃度達到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安全水平底線的20-30倍之多，以至於都已找不出合適的形容詞了（還有什麼比“高危”更嚴重的詞？）。隨着一些地區能見度降至近乎為零，病人們開始在醫院排起了長隊，中國公眾亟待了解對這一污染危機發生原因的解釋以及未來需要採取的防治措施。

可惜極端的空氣污染事件在中國屢屢發生，尤其是北京。上周的空氣污染程度在近年實屬罕見，因而引來大量關注，然而污染物累積水平間歇性迅速飆升並非空前絕後，更糟的情況說不定在未來還會發生。甚而，從長期健康角度來看，中國許多城市每年的平均空氣污染程度仍然處於令人無法接受的高水平。除非政府採取綜合治理政策，永久並大幅度地在全國範圍降低排放，否則中國仍要繼續在可預見的未來受困於空氣污染問題。
好在應對中國空氣污染危機的政策與技術解決方案都是現成的，如能得以有效實施，這些解決方案將會拯救百萬計的生命，且無須犧牲經濟發展。

中國以煤炭為燃料的火電站數量快速增長，低能效的工業設施，以及燃燒非清潔燃料的機動車每天向空氣中排放大量污染物。上述這些污染物在空氣中相互作用或與空氣中的正常組分進一步發生化學反應，產生了新的所謂“二次”污染，包括有害健康的地表臭氧層。這些抱團的污染物隨後又在氣象條件作用下在大氣層遷移。當風力不夠強勁的時候，比如上周末在華北發生的情況，空氣污染物堆積的速度會非常迅速。地形因素有時也會助長空氣污染，兩面或多面環山的城市（比如北京和洛杉磯）常會遭遇嚴重的空氣污染事件就是這個原因。就北京而言，一股弱偏南風夾帶華中、華北大氣中的污染物，在北京北面和西面被山脈阻擋，於是污染物就滯留在了北京城內。

由於污染物在大氣層中自由遷移，象機動車又是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實質上是區域性的問題，需要區域性甚至最好是全國性的解決方案。科學家預計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北京空氣污染濃度是由周邊省份污染排放所導致。北京市政府已經在過去十年實施了相當嚴厲的措施來減少北京市內的排放，比如，北京幾乎已經禁止了煤炭燃燒，採取了堪稱國內最為嚴格的機動車排放與燃油質量標準，淘汰了幾十萬輛高排放的乘用車和卡車，並迫使大型工廠搬出北京城。

但是，北京城市污染水平的間歇性飆升依舊時常發生，平均空氣污染水平遠沒有達到哪怕中國自己較寬鬆的空氣質量標準。儘管每個城市都有責任降低排放，但治理空氣污染無法僅限於城市間各自為營，必須通過區域綜合治理才最有效果。

中國政府對近期嚴重空氣污染事件的應對措施是承諾提高空氣污染數據質量與透明度，實施短期、應急性的降低污染的措施，比如：限制公車出行以及臨時叫停工廠生產等。類似臨時性的，同時也是區域性的策略在2008年奧運期間（當時更為嚴厲）被證明行之有效。但這些臨時性的政策或許可以遏制短期污染狀況惡化，卻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日常平均空氣污染水平上升，這一每年傷及數以萬計民眾性命的問題。

至於數據透明度的提高，也是重要舉措，比如自1月1日起中國74個城市按空氣質量新標準開展監測並實時發佈PM2.5等數據，政府還承諾改善對於高危污染情況及早公開的警報系統。然而，監測和報告本質上僅是對於問題的描述，本身並非解決方案。

對於中國的空氣污染危機，根本性解決方案是迅速引入對於各種污染源的大幅度永久性減排政策，尤其是以發電廠、工廠、以及機動車為主的污染源。但這些政策若要成功，需要許多前提步驟，一些措施也許需要正面遭遇來自某些大國企的壓力。因此，對國家級的環境保護機構需要賦予更多權力，這些步驟都非輕而易舉，會遭遇一些阻力。但是，只有長期減少空氣污染物總量排放，中國各城市空氣污染度驟升的情況才會得以緩解，平均空氣質量才能開始改善。

以機動車排放控制為例，中國目前在機動車產銷量全球第一，來自乘用車、公共汽車與卡車的排放是基數大並日益增長的污染源，但很多時候這個問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尤其令人擔心的是那些噴着黑煙招搖過市，在工廠、物流中心和城市間穿梭的長途柴油重型車。

中國環保部已經發佈了名為“國IV”的標準，旨在將新卡車的有害顆粒物排放減少80％。但是，環保部曾經在兩年半內兩次被迫推遲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上述標準，原因是中國國有煉油企業生產的柴油質量遠遠未達到新卡車尾氣處理技術所要求的水平。更重要的是，立即提升全國的燃油質量不但有助於“國IV”標準的立即實施，也將有助於中國未來實施世界最先進的“國VI”標準，國VI標準要求安裝尾氣過濾裝置，清除幾乎所有尾氣排放顆粒物。

即便國IV 標準和其它標準得以實施，中國政府還面臨執行人力短缺的問題。在美國，聯邦政府環境保護署有一萬八千多名政府僱員。中國環保部有多少官員呢？好像只有幾百人。

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也曾面臨與中國今天類似的空氣污染危機。洛杉磯等城市常常經歷短期空氣污染飆升，以及同樣危險的平時污染物排放的不斷走高。但是針對各種國內污染源採取的嚴格、廣泛而永久性的控制措施起到了顯著效果。從1980到2010年，美國主要空氣污染物排放減少過半，而同期美國國內GDP翻番。空氣污染帶來的社會成本也大大降低，醫院就醫費用、因污染降低的勞動生產率、因疾病失去的工作時間、早死亡率、農業生產損失等等成本相加相當可觀。美國的相關研究顯示，污染治理政策產生的社會效益遠遠大於實施成本，往往前者是後者的5-10倍甚至更多。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當前中國由於空氣污染導致的經濟損失至少相當於GDP的1.2%。這還沒有算上損害中國國際形象等隱性成本。誠然，中國過去30年的卓越經濟發展成就為每個中國人帶來很大福祉，其發展速度也是無與倫比的，但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產生了副作用，也就是空氣污染物水平的飆升。好在，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了經濟可以在空氣污染得到控制的同時蓬勃發展。

令人欣慰的是，面對本周嚴重的空氣污染，中國副總理李克強承諾採取更多政府行為。但是，這種政府行為必須要包括大幅度、永久性減少各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強力推行改善燃油質量的政策，以及對中國環保部門的擴權等等措施，只有這樣多管齊下，中國“crazy bad” （糟糕透頂）的空氣狀況才會永遠不再重現。

作者衛梵斯（David Vance Wagner）是國際清潔交通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的高級研究員，曾任中國環境保護部機動車排污監控中心的國際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