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
十年的旅路,充滿死亡氣息,也暗藏勃勃生機。回望十年前的另一頭,益覺此身雖在堪驚。多少熱情,多少理想,都埋進風雨泥濘之中。死亡之神,擦肩而過,順手牽走父親與母親,也一併帶走岳父與岳母。親情的遠逝,不能不證明這是絕望與訣別的盛放時期。死亡不再是迂迴的暗示,而是以明目張膽的姿態,掠奪可敬的人格。留下滿地腳印,都朝著逆反方向奔走。四面襲來的風,帶著秋決的氣味,沉重,扎實,冷酷,全然不可抗拒。
不可抗拒的,不止是親人的漠然離去;留在人間的未亡者,眼睜睜看著理想遭到背叛。真理與謊言,是十年來歷史的兩副面孔:一邊在哭泣,一邊在獰笑。背叛的滋味是什麼?這世間如果有所謂歷史之死,恐怕比失去父母還要痛不欲生。急轉直下的歷史,以倒退的姿態前進。當他們說愛,其實是在定義什麼叫作仇恨。當他們說理想,毋寧是在換算利益。半生的漂泊,返鄉的苦痛,為的是見證人間的公平與正義淪為廢墟。
十年的旅程,是孤獨寂寞的自我放逐。曾經是飛揚的魂魄,如今是深鎖在山上的斗室。在夜裡拎亮一盞燈,拯救那搖搖欲墜的垂危命運。從死亡,從背叛,把不斷沉下去的心靈搶救回來,回到寧靜安穩的文學閱讀。沸騰的審判噪音統治外面那世界時,能夠收留漂流的身軀,唯文學而已。現實是那樣窄仄擁擠,文學是如此開闊豐饒。浮游的命運終於停靠在文學疆界,接受文學力量的淘洗。那是一種淨化的儀式,擦拭傷痕累累的創口,洗滌風塵僕僕的衣袖。坐對情緒退潮的夜窗,一個全新的許諾適時降臨。
重新開筆台灣文學史的撰寫,是一個再出發的起點。帶著放逐的心情,朝向歷史曠野逆時間而上。那已經是2008年的晚春,政治板塊正發生劇烈移動,所有的理想主義者紛紛遭到埋葬。絕望與訣別的年代捲土重來之際,艱苦的千里跋涉也正啟程遠行。歷史比現實還要平靜,文學比政治還要震耳欲聾。重新回到1920年代的殖民地台灣,重新認識先人的理想與熱情。在他們抵抗的精神中,反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文學史的書寫,為的是重新構築一個視野,如何以更真實的心情貼近海島台灣。
那許諾始於海外時期,也是另一段絕望的時期。已經跨過中年,返鄉遙遙無期,彷彿是在大海泅泳浮沉,完全不見邊際。在茫然四顧之際,偶然抽出賴和的文學作品閱讀,企圖祛除初讀時的那種不耐與不快。當初發現他的文字,文白夾雜,日漢交錯,語法與句式崎嶇不平,造成閱讀時的顛簸。那是一種驚險的閱讀,好像走在危崖之上,一方面躑躅前進,一方面落入迷宮。後來才覺悟,那是典型的殖民地文學。身為台灣知識分子,既接受日語教育,又吸收中國新文學的影響,而本身也受到母語傳統的薰陶。如果不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簡直無法想像台灣新文學是如何開枝散葉。漂流在陌生的土地,台灣歷史反而變成一種救贖。閱讀時,掩飾不住內心的鬱悶。孤懸海外的小島,似乎已經成為漢人文化的失憶與忘卻。沒有人可以想像,海上孤兒身分的知識分子,在荒地上點燃風中燭火;那飄搖的光,竟是開啟此後百年文學的火種。
以賴和為起點,一條漫長的精神旅行於焉展開。全程走完1930年代與1940年代,沿途與幾位殖民地作家不期而遇,他們分別說著漢語與日語,表達程度不同的抗拒。他們的文學形式當然不能與戰後文學的藝術成就相互比並,但是隱藏在文字背後的心靈,生動地強烈批判殖民帝國。日語作家楊逵、呂赫若、吳新榮、張文環、龍瑛宗,都充分顯露毫無妥協的姿態。漢語作家張深切、葉榮鐘、王詩琅、朱點人、楊守愚,他們都投入全部的生命,營造一個時代的心靈框架。他們的日語與漢語無法臻於成熟,卻相當精確定義什麼叫作台灣文學。能夠以歷史的同情理解他們時,才深深覺悟他們在那麼小的空間,那麼短的時間,竟留下那麼豐富的文學遺產。到達那樣的認識之際,一個許諾神諭那般,悠然降臨,在內心不禁升起一股慾望毅然承接。生命中從未那麼勇敢地面對先人,決定為他們保留歷史記憶。文學史工程的最初藍圖,便是受到那飄搖的光之召喚,而清晰描繪出來。
漫漫又過十年,帶著悲愴,噙著淚水,漂流之軀最後回歸到自己的土地,整個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經歷最徹底的變革,威權體制不僅成為歷史灰燼,所有曾經被壓抑的思考終於獲得鬆綁。在海外孤絕時期所定義的台灣,恐怕也需要重新定義,尤其見證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盛放季節,沒有誰比誰還更具主流。如果對話可以取代對抗時,則所有封閉的心靈都必須開啟窗口,去面對奼紫嫣紅的繁華景象。文學絕對不是靜態的文字表演,而是容許所有的讀者看見生命中所看不見的世界。一篇作品誕生時,就已經超越作者原有的族群或性別的身分,而觸及等待撫慰或救贖的魂魄。那是一種流動的藝術,在不同讀者之間構築一個共同的閱讀市場。而閱讀就是一種旅行,不同作者,不同文體,不同形式,都是一個驛站。一首詩,一篇散文,一部小說,往往收留了千里跋涉的旅者。
手捧原住民作家的小說時,彷彿到達一個久被遺忘的部落。閱讀女性文學的作品時,幾乎可以感受一個曾經遭到囚禁的身體。涉入一部本地作家的大河小說,便立即捲入蜿蜒曲折的時間淘洗。打開一冊同志小說時,整個心靈無異於受到鞭笞與凌遲。歷史上被損害以及被頌讚的土地,正是由最悲傷與最美麗的文學形塑起來。台灣文學必須放在這樣的視野,才有可能企及它的繁複與豐饒。台灣文學是什麼?它正是與九○年代民主改革的格局,那樣長那樣寬。如果沒有經過所有的族群默許與認同,台灣不可能脫離荒涼殘酷的威權時期。如果文學是歷史的產物,它應該就像獲得釋放的台灣社會那樣,可以容許層次不同的藝術演出。台灣文學進入一個全新階段,正是因為伴隨著歷史條件的重大翻轉。在新的歷史階段,正是政治權力讓位給藝術想像;在那裡,所有的語言技巧與文字藝術都得到包容,而所有的作家也站在同等地位平起平坐。
在世紀之交,是撰寫文學史的最初階段。鎖在城市邊緣丘陵的一個書房,面對窗外一株鳳凰樹,秋陽照在雪白的稿紙。筆尖寫下第一個字時,從未預見這項書寫工程就要耗去往後十年的時光。從百葉窗投射進來的秋陽,緩慢移動,但是那速度永遠比落在紙上的筆跡還要快。困頓地面對歷史,有一種逆流而上的遲緩。下筆的速度是那樣艱難,卻有一種放心,因為知道窗外那世界已經有了徹底的改造。那時,見證威權體制在一夜之間崩解,此後的歷史條件應該是平緩穩定。只要維持那份篤定,文學史的建築自然會巍然成形。迤邐經過四年的光陰,走完整個殖民地時代,並且又跨過時代界線,順利到達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這部書寫工程若是再堅持兩年,當可抵達預期中的目標。然而不然,生命中從未經歷的精神凌遲突襲而來。
現實社會從來不是依照主觀意志在發展,殘酷的事實顯示,歷史總會以突變與轉彎來呈現真實。披著理想的外衣,戴著正義的假面,並不意味一個公平的時代終會開啟。那是一個充滿訝異的詭譎時期,所有的價值與理想都必須以政治權力來折算。許多歷史觀念都出現相剋的評價,他們可以歌頌日本殖民者的現代化運動,也同樣可以讚美反對現代化運動的台灣作家;他們可以莊嚴地紀念因官方貪腐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也可以極其褻瀆在暗地裡進行貪汙活動。真理與謊言,是歷史的兩副面孔:一邊在哭泣,一邊在獰笑。
窗外的鳳凰木投射稀疏的葉影在稿子上,那時已經秋深,執筆的手不免躊躇猶豫。文學是什麼?歷史是什麼?如果歷史比文學還更虛構,或者反過來說,若是文學比歷史還要真實,那是從未有過的抉擇。仰首注視窗外日漸飄零的那棵樹,瘦骨嶙峋的枝幹似乎無法抵擋秋風的吹拂。葉落滿地,已經預告一個歉收的季節就要降臨。俯臨空白的稿紙,一股寒氣撲面而來。如同在北國瞭望千里雪地,心底感受的顫慄是那樣寂寥空曠。所有的生命都埋葬在雪層以下,一切的思維都進入冷凍狀態。那不止是文學史計畫繳了白卷,在海外投入民主追求的少壯歲月,也形同虛擲。在最絕望的時刻,被迫回到戰鬥位置。當批判的筆開始指向腐敗的當權者,就知道在那一刻,要失去所有的朋友。如果那是一場赤裸裸的肉搏戰,亦不為過。幾乎是逆著時代,正面與傲慢的意識形態進行對決。而那樣的意識形態,也正是年少時期的堅固信仰。展開那樣痛苦的戰鬥時,彷彿是跟另一個早年的自我以利刃相對。如果典型不再,理想已逝,政治信仰並不存在任何意義。帶著血痕,站在朋友的對立面,無法抑制地興起時空倒錯的幻覺。
歷史又重來一次,挺起批判的筆之際,好像回到森嚴的威權時代。同樣是屬於批判,歷史舞台卻換了主角。如果那也可以稱為戰鬥,對貪腐者展開抗拒時,其實就是自我鑑照,也是自我鞭笞。那時第一次驚覺,漂流魂魄所換取的代價,恰好淪為意識形態的共犯。死亡之神在那時刻最為貼近。若是從此繳械投降,謊言與欺罔恐怕就是最後的贏家。埋藏已久的意志,欲絕未絕;生命已經被逼到牆角,再無後路可退。那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關鍵時刻,落在絕望的深淵,或許也是絕地逢生的契機。
偶然重拾荒蕪已久的稿紙,那未了的書寫工程,其實暗藏勃勃生機。既面對現實,也面對歷史,可以另闢一個戰場。庸俗的政治權力,並不能遮蔽真實的歷史。坐在城市邊緣,又坐在鳳凰樹的葉影下,春天的陽光再次照射在空白的稿紙。站在一片廢墟,帶著清理戰場的心情,又回到沒有輸贏的文學閱讀。早年的許諾,並不能藉由政治形式來實現。迂迴走過旋轉的道路,最後還是回到原點。政治往往是一種減法,排除所有意識形態的異端,也建造一座封閉的城堡。文學是一種加法,以開放的態度容許異質的藝術想像。權力是一座迷宮,文學是一個出口;政治史是興亡史,文學史是傳承史。
穿越漫長的困頓與挫折,是十年旅路的縮影。在1960年代停筆的地方重新開筆,更加能夠體會這片土地並不能以狹隘的權力來定義,而應該以盛放的文學來命名。三十年來的藝術升華與救贖,似乎與近百年前的飄搖之光相互映照。在歷史中跋涉,有時越過沙漠,有時飄過海洋。深深體會到一首詩,一篇散文,一部小說,就是一個驛站。浴火在慘烈的權力戰場之後,倖存之軀卻被文學收留。如果這就是餘生,那幻滅,那覺醒,最後都容納在文學史的十年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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