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企業：第一桶金與最後一哩

聯合報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不以追求股東的利潤為目的，而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
以企業家格局推動藝文事業的國藝會董事長施振榮解釋「社會企業」時說：「我的志業就是我的business！」這句話說得好。以大氣魄精準點出了「社會企業」標舉的理想性與俗世性：既要做公益，也要做生意；打起算盤追求利潤，更追求利他。

「社會企業」的興起，無異是對資本主義大纛下，企業追求「利潤極大化」鐵則的悖反。因為，在傳統的資本主義邏輯之下，社會的平衡、生態保育、弱勢族群的福利，都不在企業的考量之內；但這些卻是幸福的基本定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重心。那麼，註定失衡的市場遊戲，如何才能改變？

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的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存在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非為股東賺錢。所以，社會企業最簡單的判準在於，它必定承載了社會目的，為了改變世界、解決人類問題而運作；所賺得的盈餘並不分配給股東，而是回到初衷，再投資於尋求永續的解決方案。

所以，社會企業可以看成是對資本社會「自私」邏輯的修補，乃是有別於傳統慈善事業的新行善力量。

可喜的是，發源於歐美的「社會企業」也已漸在台灣土地上萌芽，即使還未蔚然成林。在國藝會與聯合報系願景工作室合作推出的「發現社會企業」系列報導的過程，及日前舉辦的「藝文社會企業發展論壇」中，都可看見「社企」新世代在不同領域中各自努力耕耘的身影。

即使不以社會企業為自我命名，但台灣早有一群人善用智慧與文化資本，以有限的資金，為長期被排除在市場經濟之外的弱勢者帶來改變。比主流市場的生意人更有意願去尋求永續的解決方案，有些人甚至打算以邊緣營運反過來攻占並改變現有體系。例如，不當「白米炸彈客」的楊儒門，以各式小農市集進攻社區與百貨公司，為台灣農人與農業尋找出路。

有意思的是，不少年輕世代視商學院訓練為投身社企俠客隊的行前訓練，或是先到大企業「潛伏」，磨練未來投身社會企業的實力。例如美國長春藤名校商學院出身的台灣女孩喬婉珊，以經營知識加上創新思維，讓犛牛絨化身為時尚織品，提升牧民收入，盈餘也回流牧區。習商對新世代來說，不再只是為了致富，而是為了看清企業的實相，進而以商業思維改變世界。

但以企業思維行善之路何必如此迂迴？事實上，原本就擁有經營能力與資源的企業，能在這場典範革命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包括施振榮提倡的，為缺乏資本的社會企業捐出創業的「第一桶金」；企業主或專業經理人更捐出無形的時間與智慧，為社會企業提供know-how及擔任顧問，排除建立經營模式的盲點；亦能在企業採購中加重對社會企業「倫理採購」的比例，以消費者姿態，提供育成社會企業的沃土。

目前台灣各式社會企業或「準社會企業」發展的瓶頸在於，社企的定義與定位都有些模糊與尷尬之處。舉例來說，社會企業若要向銀行融資，就比一般的企業要困難。因為現有的社會企業雛形，大半是以社福組織的附屬單位存在，銀行認為這類組織難以獲利、無利可圖，也就難以還款，所以很難向銀行融資取得興辦款項與購買資材。

另一種形式就是依公司法，以企業的形式經營，但這又落入另一「尷尬」：公司的目標就是要賺錢，股東可以要求分配盈餘，這就與社會企業的精神相違。

所以，台灣若要推動社會企業，應當有立法的必要，這始能走上最後一哩。到底名稱裡有「社會企業」，並不必然保證它的運作就符合公益，沒有法令，究竟營收與盈餘如何運用，就少了監督的力量；再者，取得法律地位，也就便於融資與發展。

說到底，社會企業是公民以自覺以自省的力量，修補了社會的不公義缺口；政府若要善用這股豐沛的力量，就該學習當年的英國，以政府力量，訂定「社會共同利益法（ＩＣＩ）」、提供經費、鼓勵年輕人投入，積極扶植社會企業，解決社會共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