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全球影響式微？

紐約時報
DAVID E. SANGER

華盛頓—兩年前，即將離任的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邁克爾·馬倫海軍上將(Adm. Michael Mullen)宣告，“我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最大的威脅是債務。”在美國舉一國之力追擊基地組織(Al Qaeda)和入侵伊拉克10年後，馬倫上將實質上在說，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現在，國會和奧巴馬總統錯過了又一個預算期限，他們拿出的法案對解決國家的長期債務問題沒有什麼幫助，按某些衡量標準還可能加劇了問題，國家安全圈子的擔心被重新點燃。最突出的是，軍事和外交專家揣測，美國是否在糟蹋自己的國際影響力？
“人們有一種感覺，我們一直在和自己的地位玩輪盤遊戲，而這份協議絲毫不能阻止它，”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乍得·N·哈斯(Richard N. Haass)在一次採訪中稱。他的新書《外交始於國內》(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是近期一波論著之一，其主題都是美國弱化的全球雄心與其債務國地位是關聯的。

即將發表《可有可無的國家》(The Dispensable Nation)的瓦利·納斯爾(Vali Nasr)提出，債務和其他經濟難題結合在一起，已使奧巴馬和其他民主黨人有理由讓美國退出國際事務。“這大大降低了說‘我們做不了更多了’的難度，”身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院長的納斯爾稱。“不解決債務問題，未來多年裡都會更容易把那個論點說出口。”

美國國務院一名即將離任的高級外交官（要求匿名）在評述財政危機對抗的結局時表示，未能應對長期債務問題，將成為“我們退出中東事務，並在我們轉向亞洲的新戰略上放低視線”的又一個理由。

這正是中國（把美國描述成一個管不好本國經濟的衰落中的大國符合中國的利益）正在宣傳的主題。“政客們選擇把皮球踢到未來，”官方的新華社周三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表示。“皮球永遠不會消失，”文章繼續警告稱，美國正在“陷入一個永遠無法擺脫的深淵。”

多數證據顯示，美國的債務不會很快釀成危機。未來幾年裡，赤字預計將有所縮減，同時，即便美國失去了AAA債券評級，外國人依然願意以極低利率向美國放貸。這是對美國經濟充滿信心的一個標誌，也說明人們意識到歐洲和亞洲也有各自的問題。

但是，人口老齡化和醫療開支的增加，很可能導致赤字在未來幾十年期間快速增長，這意味着圍繞稅收和支出的最艱難選擇仍有待做出。若不對這些問題做出決策，政府將擁有更少的資源，也會更加依賴外國放貸者——越來越多地是中國人。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關於資源，”哈斯在談到赤字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時稱。“但也是關於降低美國在匯市陰謀和潛在敵對的央行官員面前的脆弱性。”這些央行官員可選擇是否購買美國的債務。

“如果我們看起來失靈，就像近年發生的情況那樣，我們就很難成為自己宣告要在世界上成為的那種民主和資本主義模式的典範，”他補充說道。

歷史表明，債務和美國實力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往往有不同的解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聯邦債務超出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簡稱GDP）的100%，但戰後時期卻標誌着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開端。冷戰時期債務穩步下跌，到尼克松政府結束時，債務已被削減至國內生產總值的大約三分之一，可當時的美國正陷入越戰後的消沉狀態。

在另一方面，現在被視為美國“唯一大國時代”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克林頓主政時期，也是政府大力削減債務的時期。

但是歷史學家指出，除債務外，往往還有其他因素驅動着人們對美國實力的看法。20世紀50和60年代，美國製造業巨擘的增長推動了美國的崛起。冷戰時期，在一切似乎面臨危險時，大多數西方國家等待華盛頓先採取行動，而不管美國在戰後有多大赤字。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使美國成為唯一具有全球勢力範圍的強國，也讓減少國防預算變得更加容易，這似乎表明實力驅動赤字的程度甚於赤字驅動實力。

如今，美國失去了很多這些先前的優勢。經濟增長更難實現，要大幅削減預算，唯一明顯的方案是對社保、面向老年人的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以及1萬億美元的國家安全預算（包括軍事、情報、外交和發展援助）開刀。而無論美國在世界哪個地方決定退出，相關國家都會轉向一個新的投資和援助來源：中國。

在那些等待着曾經許諾的“阿拉伯之春基金”、以扶持新興民主體制的國家中，這種情況顯然正在發生。

“穆爾西高超地打了這張牌，他問中國方面是否願意像投資肯雅或者烏干達那樣在埃及進行投資，”納斯爾在提到埃及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時稱。

“已經發生的情況是，我們可以躲在經濟理由背後，辯解我們為什麼不再是民主的風險資本家，”納斯爾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