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斯蒂芬妮‧孔茨
瀏覽一些新書的標題和副標題，我們會看到，女性已經成為“更富有的性別”(The Richer Sex)，“女性的崛起將男人變成男孩”(The Rise of Women Has Turned Men Into Boys)，我們甚至還可能看到“男性的終結”(The End of Men)。這其中的一些作者認為，我們即將迎來“多數女性賺錢養家的時代”。中產階級家庭中，妻子將凌駕於丈夫之上，而單身男性喪失了銳氣，只能用裝稚嫩來逃避現實，永遠拒絕長大。
既然如此，為什麼仍舊是男性掌握着各大主要行業，特別是科技類行業呢？美國的富豪排行榜上，也仍然是男性居多，在具備同等教育水平和技能的情況下，男性的收入仍高於女性。而且，為什麼國會議員中，女性只佔了17％呢？
這些書，以及它們所流露出的文化焦慮，反映了過去50年我們社會中權力分配的變化，但有所誇大。50年前，每一位美國男性都享有社會學家R·W·康奈爾(R. W. Connell)所說的“男權紅利”，終身享受“平權法案”的照顧。
這份紅利的多少取決於不同的種族和階級，但是每個男性都得益於女性在職場上的劣勢。最好的工作、最令人羨慕的升職機會往往將女人排除在外。工作小時數相同，高中畢業男性的平均收入要高於大學畢業的女性。在家庭里，男權紅利使男性在諸如居住地的選擇和財務問題上擁有唯一的決定權。在性問題上，男性特權甚至凌駕於女性意願之上。因此那時婚內強姦不算犯罪。
而近年來，男性特權的削弱和女性法律、經濟權利的擴張已經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但還遠沒有達到形成女權主導的程度。事實上，在過去15年，女性在很多領域仍然停滯不前。
我們先來看看究竟誰是“更富有的性別”。
最近幾十年，女性的實際工資一直在漲，而多數男性的實際工資或者不變，或者降低。但是由於歧視，女性的工資起點遠低於男性。因此，即使相對有所改善，但女性的平均收入依舊低於男性，女人還是更容易陷入貧困。
如今，在全職的管理者職位中，女性佔了40%。但是女性經理人收入的中位數僅為男性經理人收入的73%。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在過去50年進入美國高收入階層，但在《財富》公布的1000強公司里，僅有4%的CEO是女性。
我們所看到的，是男女兩性經濟境遇的合流，而不是女性的上升。2010年到2011年間，全年全職工作的男性和女性收入都減少了2.5%。2007年經濟衰退之初，男性佔了失業者的80%。但隨着危機的擴大，政府部門開始裁員，受到波及的尤以女性為多。截止2012年6月，衰退以來46.2%的失業男性重新找到了工作，而同期失業的女性再就業率是38.7%。
20世紀70至80年代，職場性別歧視的情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一些中產階級的職業。但是社會學家戴維·科特(David Cotter)、瓊·赫爾姆森(Joan Hermsen)和里夫·萬內曼(Reeve Vanneman)發現，這一趨勢在90年代放慢了腳步，自2000年起完全停止。舉例來說，在60、70和80年代，女性電氣工程師的比例每10年就翻一倍。但是自從1990年起的兩個10年，這個比例只增加了一個百分點。所以至今，女性電氣工程師的比例僅佔總數的10%。
一些行業的性別差異反而更嚴重了。1980年，有75%的小學老師和64%的社工是女性。而如今，婦女分別占這兩個行業從業者的80%和81%。研究顯示，當一個行業女性比例增加，這個行業相對於同等技術要求、男性為主的行業，工資水平就會降低。
支持“女人是更富有性別”這一觀點的人們通常會提到，在一些大都市，未婚、未育、二十多歲的女性如今比她們同齡男性的平均收入要高。
但這是因為這些地區的人口結構異常。在這些大都市，受過良好教育的單身白人女性，以及年輕的、沒讀過多少書、低收入的拉美裔男性的比例都格外高。比教育程度較低的男性賺錢多，和與教育程度相當的男性收入持平，這不是一回事。
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社會學家菲利普·科恩(Philip Cohen)對人口普查數據進行了重新分析，並將於下月在波士頓大學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他的報告指出，在大城市，22到30歲未婚、未育、同等教育程度的情況下，男性在各領域的收入都領先於女性。同樣，一份2010年Catalyst的調查顯示，女性工商管理碩士的起薪平均比男性低4600美元，且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始終在晉陞和收入增長上落後於男性，即使她們一直不生育。
2010年，已婚並且夫妻雙方都在職的家庭里，妻子的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38.5%。同年，有30%的妻子收入高於她們的丈夫，比起1970年的4%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如果我們綜合看所有家庭，不單只計算那些夫妻雙方都工作的，則妻子一方的經濟實力仍遠輸於丈夫。
科恩教授的研究顯示，在所有家庭里，只有20%的家庭，妻子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或者更多。而在35%的家庭里，妻子的收入只佔家庭總收入的10%。
一旦有了孩子，妻子的收入會更進一步落後於丈夫。部分原因是，妻子往往要暫時辭職或減少工作量，因為公司政策讓父母很難做到全職工作同時兼顧家庭義務。
但這些數字也反應了對職業母親的歧視。幾年前，康奈爾大學的研究人員製作了一些假的簡歷，這些虛構的人才除了在是否有子女一欄不同，其他完全一致。他們再讓大學生來評估這些求職者就業和升職的潛力。母親們的就業機會要低很多。即使受雇，她們平均的起薪也低於無子女員工11000美元，而且被認為更難得到晉陞。
研究人員又針對600多個真實的招聘職位投了相似的簡歷。無子女求職者接到的電話是已做母親的人的兩倍。
性別差異在教育成就上的表現已經有很多人研究。在學校里，女孩的成績早已超過了男孩，女性完成大學學業的人數也超過男性。如今60%的大學文憑由女性獲得，而在1960年僅有三分之一。
在收入最高的25%的家庭中，教育上的性別差異最大。這些家庭的女性畢業率超過男性13%。而在最低收入家庭里，女性僅有2%的優勢。
但縱觀所有收入階層，女性依舊更集中於一些歷來由女性主導的傳統專業領域。從20世紀90年代起，專業上的性別融合基本停滯。而且，在一些領域，女性比例甚至還有下滑。1970年到1985年間，在計算機和信息科學專業，女性畢業生比例從14%增加到了37%。但是到了2008年，這一比例又回落到18%。
紐約大學社會學家、當代家庭協會高級研究員葆拉·英格蘭(Paula England)指出，多數的女性，不論其成績有多好，似乎都只能進入一些收入相對較低的職業。
甚至女性在學業上的更大成就，追根究底也是來自於長期的性別不平等。取得高中文憑的女性，收入不如同等學歷的男性。但如果她們有了大學學歷，回報會更高。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弗·多爾蒂(Christopher Dougherty)認為，這並不是因為她們的平均成績積點更高，而是因為女性不得不獲得更高教育，以彌補她們在就業歧視和職業選擇方面的不利。
如果說女性的崛起是有所誇大，那麼男性的衰落也並非屬實。男人的不負責任和惡劣行徑已經成為流行文化的常見主題。但是，總有一部分男人舉止粗魯、強勢、自私自利。現在不同的是，在長久的關係中，男人無法再任意妄為。女人們不再願意忍受，法律也不再寬容這樣的行為了。結果，一些男人原本會成為兇惡的丈夫，關起門來橫行霸道，現在他們只能做兇惡的單身漢了，只能在YouTube上宣揚自己的惡行。
他們的粗魯也許可悲，但比起昔日的不當行為，危害性小多了。事實上，多數男人的行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從1993年起，家庭暴力的發生率已減少了一半，同時，針對女性的強姦和性騷擾也減少了70%。最近幾十年，丈夫所承擔的家務活是過去的兩倍，對孩子的照顧則翻了三倍。而且這種變化不只局限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
在雙職工的家庭里，如果丈夫受教育程度較低，他們至少會承擔一半的家務勞動，甚至更多。而且這麼做的男性，他們說他們婚姻更幸福，性生活也更和諧。
長久以來使得女性無法進步的問題同樣困擾着諸多男性：對性別認同的過度投入，而對個人人格關注不夠。如今，男人們面對一系列的限制，有來自於外部環境的，也有自我強加的。這和1963年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所努力想要克服的限制有驚人的相似。她在《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書中分析了有關女性的一種錯誤觀念如何約束了女性的自我認識和人生選擇。
女性50年前所面對的歧視性法律今天不會出現在男人面前，但是他們也經歷着同樣限制性的性別迷信。
正如女性迷信在20世紀50、60年代阻止女性追求受教育和職業前途，因為總有男人會供養她們；男性迷信則鼓吹男人可以忽略自我完善，因為遲早有一天，他們的男人氣概會得到回報。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的一項調查，77％的美國人認為，女性成功的必要前提是大學文憑，而只有68％的人認為這對男性也必需。“女性的迷信”使擅長數學、體育類“非淑女”項目的女孩常會受到嘲笑和欺侮。同樣的，“男性的迷信”也使得男性從事“女孩子氣的”行為時受到歧視，如果他們學習用功，表現良好，他們會被欺負、排擠。一個結果就是，只有2％的幼兒園和學前班的老師、3％的牙醫助護，以及9％的註冊護士是男性。
根據《社會問題雜誌》(Th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的三項即將出版的最新調查，男性迷信長期存在於職場上。女性如果在工作中表現出“男性”的野心和行為，她們往往會受到懲罰；同樣，男性如果有一些女性化的表現，例如更重視家庭，也會有同樣的遭遇。在家庭里積極分擔照顧孩子和家務勞動的男人較其它男人更容易被同事取笑。
因家事請假的男人通常會被認為懦弱或無能，更有可能面臨降職和裁員的風險。在年齡、種族、教育、行業、工作資歷以及工作時長一致的情況下，曾經因為家庭原因辭職的男人在之後的工作中收入會明顯比其他男性職員低。現在，男性需要解放自我，不再因為急需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而約束自己。與一些專家所擔心的不同，女性的崛起並不意味着男性的末日。相反，這對兩性都是一個新的開始。不過，僅僅女性的進步並不能解決美國的所有不平等。我們在兩性平等的道路上越前行，我們就會更清晰地看到，想要大多數男人、女人的境遇都繼續改善，我們下一步需要克服的障礙，是男性、女性群體內部的社會經濟方面的不平等。
斯蒂芬妮·孔茨是常青州立學院(Evergreen State College)族譜學教師，並著有《不同尋常的混亂：女性的迷信和60年代初的美國婦女》(A Strange Stirring: The Feminine Mystique and American Women at the Dawn of the 1960s)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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