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金融危機震源？

英國金融時報
賈爾斯·錢斯

安倍晉三去年12月當選日本首相，可能標誌著日本政府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折。

自1868年走出國際上的孤立狀態後，日本一次又一次地證明，它影響國際事務與理念的能力之大，與它自身的規模與地理位置很不成比例。20世紀60-70年代日本跨國企業突然崛起，並在20世紀80年年代成為全球業界領導者，就是這方面一個例子。

將近30年前我在美國讀商學院時，我和同學就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日本的管理體制。這套管理體制所依據的哲學，是日本人從美國統計學與管理學大師德明（J.W. Deming）那裡學來的。生於1900年的德明是一位學者，他認為企業應該集中關註質量、組織協調性與長期性問題。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德明被忽視，但在剛剛經歷戰爭劫難的日本，人們卻願意傾聽他的聲音。從德明的組織構造與管理理論中，日本人發現了一條恢復本國榮耀與全球地位的途徑。到了20世紀70年代，日本產品，尤其是消費性電子產品和汽車，就已經大舉攻入西方市場。十年之後，日本資本又大量涌入，購買西方的著名資產，如荷蘭畫家梵高的名畫與倫敦、巴黎和紐約的地標性建築。日本人再次依靠其集體意志與民族榮譽感，發揮了遠大於其人口規模的全球影響力。

不過，日本在20世紀70-80年代重新崛起為全球主導性工業國的進程，並沒有伴隨著金融系統的現代化，也沒有伴隨對外國間接與直接投資的開放。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日元相對於其他主要貨幣升值，導致日本經濟失衡，加劇了日本的金融泡沫。1990年泡沫破裂後，日本再次成為西方的“教材”，不過這一次是“反面教材”，代表著經濟停滯不前又束手無措、在債務陷阱中無法自拔的窘境。
但是，即使是在20年的經濟停滯之後，今天的日本仍是東北亞、甚至全球極其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大國，這是因為它和美國的親密關系，以及仍居世界第三的經濟總量。沒有人可以忽視日本，尤其是目前正陷入對日關系泥潭之中的中國。一方面，中國崇拜日本的經濟成就，中日經貿是兩國增長與繁榮的重要來源。但另一方面，日本不細心照顧中國對日本二戰行徑的沉痛感受，這一點繼續毒化著中日關系，讓釣魚島爭端的解決難比登天。

從這樣的背景來看，安倍晉三繼任日本首相之所以對中國和世界來說很重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安倍晉三的競選綱領之一就是對中國強硬，這很好地迎合了一個充滿自豪感但人口較少、發展又比中國慢、在一千多年裡又曾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民族的情緒，贏得了選票。安倍晉三的競選措辭會演變為更強硬的對華政策嗎？還是說，他也可能像在2006年一樣，體現出務實的一面？當年他就把中國作為當選首相後出訪的第一站。但不論是哪種情況，中日之間就釣魚島問題達成某種協議都非常重要——即使是純粹姿態性的協議。

但安倍晉三成為日本首相之所以重要的第二個原因，甚至比影響釣魚島爭端和中日關系這個原因還要大，那就是：安倍希望結束日本的通貨緊縮狀態，而他為此而採取的政策如果成功，將會給整個東北亞甚至其他地區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這也是安倍晉三的競選綱領之一，而現在他似乎已決心將其付諸實施。而且他得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支持。這些經濟學家認為，日本恢復經濟快速增長的唯一途徑是讓物價溫和上漲，這將鼓勵日本家庭和企業開支而不是儲蓄。


但是，日本已經連續20年政府開支龐大而經濟增長停滯，如果以債務占GDP的比例衡量，日本政府已經成為比美國政府更嚴重的負債者。美國有能力作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而維持下去，因為“世界貨幣”美元是由美國財政部印刷的。至少在當下，世界各國在貿易、借債、儲存本國財富時仍把美元視為最便利的貨幣。盡管各國的投資者和評論者都在質疑美國處理本國財政問題的能力，但美國財政部要舉借美元債務依然相當輕松。對日本來說，對日元的管理也是一個關鍵因素。但目前為止，對日元資產的主要需求仍主要來自日本人自身。日本之所以能舉借超過其經濟產出一倍多的債務，唯一的原因是，日本的家庭與企業儲蓄者樂於買入和持有日本政府擔保的日元證券。在日元債券幾乎零利率的情況下，日本儲蓄者依然不斷買入政府債券，許多觀察者對此感到恐怕沒有別的解釋，只能歸因於日本人標志性的愛國主義。但真正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債券的購買者確實有對正實際收益的預期，而這一預期的前提是，對日本物價持續下降的預期。

那麽，當日本物價開始從通縮轉為通脹的時候，日本儲蓄者會如何做呢？在這種情況下，債券的實際價值會開始縮水。如果利率仍保持在接近於零的水平，隨著通脹率的上升，單靠政府呼籲愛國主義將是不夠的。日本債券投資者會要求正實際收益，這將導致中長期利率上升。這時假如日本央行又通過提升利率來對抗通脹（這是它應該做的），短期債券的收益率也將上升。

在通貨膨脹上升的情況下，不管日本官方利率是不是上升，日本債券價格將下降，而日本金融機構所持有的巨大金額的日元債券（占日元債券持有的大部分）的價值將會下滑。由於這些核心資產的貶值，許多日本金融機構迫於償債壓力，將會通過拋售其持有的其他流動性強的外國資產來彌補損失，首當其沖的將是美國政府債券，而日本人持有的美國國債高達1.1萬億美元（將近美國公共債務總額的10%）。如果日本爆發金融償債危機，將很有可能導致美國利率上升，美國債券價格下跌，而此時美國經濟復蘇又在經受著“財政懸崖”問題的威脅，歐洲也在繼續艱難地應付著自身的債務難題和銀行業困境。全球抵押貸款利率將會上升。這時日本政府可能會出手乾預，對金融業進行資產重組，其手段則是增加日本央行的貨幣供應。但日本金融機構的規模與全球影響力將擴大這場危機的影響，使其成為一場可以和2008年美國金融崩潰相提並論的重大事件。如果日本發生大規模金融危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亞洲國家將影響巨大。

因此，展望2013年，一個重大問題是：日本新首相會成功地把日本的通縮轉變為通脹嗎？如果他成功了，一場大型的金融危機也許會爆發。如果這個情況發生，日本將再一次證明它作為一個小國而影響整個世界的驚人能力。


（賈爾斯·錢斯（Giles Chance）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客座教授，著有《中國準備好了嗎？危機後的世界新秩序》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