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亨
有篇投書談及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等到底有多少的受害者、犧牲者?這問題顯然很重要,因為連外國相關領域的學者都很好奇,除了確切的人數外,台灣又是如何處理這段不公不義的歷史呢?畢竟這就是一種轉型正義,也是諸多轉型正義,如其他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乃至大眾傳播等層面當中最根本、最具重大意義的一項。可是當國外學者得知或察覺,在民主理念逐漸生根的台灣,竟然有悼念受害者的紀念碑、紀念館、人權園區等與歌頌加害者,或緬懷獨裁者的紀念堂、行館、官邸等並存時,他們會做何感想?簡直不敢想像吧!這就好比今日去到歐洲,除了在德國,在其他中歐、東歐等國家,卻發現猶太人紀念館,以及做為哀悼兼警惕的受害現場,如波蘭境內的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等,竟然與希特勒的紀念堂,或當年他的別墅等並存一樣荒謬、怪誕、驚愕,不是嗎?
或許希特勒的故居、別墅等還在,但人家絕不會將其開放,更不會在開放後,又於屋內做各種圖像展示、文字說明、影音導覽等,又何況若盡是些看似豐功偉業,實則禍害人類的事蹟時,就更不堪聞問。那麼批判獨裁者可以吧?更多此一舉,因為一般而言,受害者紀念館等就是為批判加害者、獨裁者而設立。
不過,因昔日蔣介石時代所留下的行館、官邸等多半具有園林之美,而且幾乎都是日治時代既有的招待所、園藝試驗所等,故開放之,還於民,供民眾休閒娛樂之用很好。然無須再於屋內設置文字看板、影音導覽等,一再洗腦民眾,灌輸那些『民族救星』的『彪炳事業』。
至於位於台北精華地區的中正紀念堂,甚至於國父紀念館等,隨著台灣民主的逐步深化,早已連路邊的小廟都不如,就期盼未來的新政府將之轉型。轉化為真正有益大眾的建築物,那怕是大型停車場、青年住宅區、都會大森林等等都好。這樣不但達到外在的轉型,更落實了內在正義的轉型。
(退休譯者,著有《債與償:台灣二二八傷痕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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