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狐與台灣兔

陳師孟

去年有一期《紐約客》(New Yorker, May 4, 2015) 刊載一篇書評，引介一本絕版書的再出版，是十二世紀英國民間流傳的一個長篇「寓言故事」，叫著《雷納狐》(Reynard the Fox)，給成年人看的。不要想歪了，不是限制級的意思，而是諷刺成人世界才有的爾虞我詐、欺上瞞下、唯利是圖、口蜜腹劍等等，不是兒童不宜看，而是兒童看不懂。據說這本書也影響了另一本政治名著 ─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The Prince)，可能是因為該書也提到，一個君王該同時顯示狐狸的精明與獅子的勇猛。不論如何，兩本書都可以說是政治厚黑學的經典。

書中的主角叫雷納，是一隻狡猾成性、毫無亷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狐狸；他有一回要長途旅行，就邀了一隻老實的兔子古渥結伴同往。古渥剛開始有些疑慮，怕雷納心懷不軌，但雷納擺出「吳副」的樣子、歪著頭、縐著眉誠懇地說：「你有什麽好擔心的呢？你想想看，你是草食性的、我是肉食性的，我們吃的東西完全不同，所以在一起絕不會為了爭奪食物而起衝突啦，你說是不是啊」。IQ不如柯P的古渥一想，這話蠻有道理，我們各吃各的、相安無事，路上還有照應，就歡歡喜喜地跟去了；但還沒到目的地，雷納肚子一餓，就把這個「自走餐」吃下肚去。可憐的古渥再也沒料到，雷納不會搶他的食物吃，但是會把他當食物吃。

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國經濟快速崛起，是從落後經濟竄升為開發中經濟的一個異數；其他東南亞、中南美洲、或東歐的國家，要跨進開發中國家的門檻，無不顯得舉步維艱，障礙重重，唯獨中國好像輕而易舉、一蹴而及；即使是當年我們台灣的「經濟奇蹟」，至少也是經過三、四十年人力資源的持續累積與生產技術的逐步升級，才進入亞洲小龍之列，似中國過去每年持續兩位數的所得成長率，幾乎古今全球絕無僅有。當然最近這一、兩年，中國經濟開始露出疲態，原因也不難理解，不過本文所關注的，不是中國經濟在高速衝剌之後的放緩，而是在於中國從起步到時速百哩，何以能夠像超跑一般，比別人快這麽多。

有些人會把中國特殊的發展動能，歸功於其勞動人口眾多、消費市場非同小可，其他國家當然望塵莫及；這種理由經不起分析，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倒因為果的說法。光是比人口的話，印度不見得差多少、一些非洲國家也沒有在怕；但是對他們而言，人口數所代表的意義，乃是耗費糧食、耗用能源、耗損公共資源的一種沈重負擔，對經濟成長反而是一種下墜的拉力，成為無法擺脫貧窮的主因。同樣的道理，人口眾多也不等於消費市場享有規模經濟，因為在人口成為勞動力之前，一般人民沒有勞動所得，何來消費能力？沒有消費能力，何以支撐起一個呑吐快速的消費市場？所以用膝蓋想也知道，一開始如何讓嗷嗷待哺的上億人口，轉化為取之不盡的勞動力與用之不竭的消費能力，才是問題所在。

我們若檢視中國經濟的起飛，不難發現在這件事情上，台灣人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也就是台商大舉西進全方位提供的資金、人才、技術、行銷能力，正是中國這隻狐狸均衡發育的養分來源。中國自1978年底與美國建交後，就想把台灣一口吞下；1979年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裡面指出「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就是要推動「三通四流」，也就此開啟了台商投資的大門，而且自此以後，中國外經貿部、國務院、對台工作會報、全國人代大會、中央與地方的國台辦等「匪偽機關」，以及葉劍英、李鵬、楊尚昆、江澤民等「匪酋」，無不卯足全力對台招商，果真中國對台灣的招手有如雷納對古渥的邀請，統戰陽謀完全奏效。李登輝總統雖然提出「戒急用忍」政策，規定赴中國投資要申請核准並需經由第三地「間接三通」，以為可以技術干擾打消國人投資熱，結果大家若不是直接偷跑、就是先赴避稅天堂，進了「巴拿馬文件」，再轉往中國。陳水扁總統時祭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更只是喊話性質，反而更多科技業者也絡繹於途，台灣數十年建立的產業聚落與供應鏈，幾乎完全移出斷裂。就這樣，推動台灣當年經濟起飛的功臣，在中國推動了另一次更驚人的經濟起飛。十年前在新加坡參加一次國際經濟研討會，聽到一位外國經濟學者說：「沒有台商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不知是該笑、還是該哭。

今天台灣經濟被中國「磁吸」二十年，已經呈現嚴重的虛脫，做為台灣老百姓，唯一能讓我們稍稍「苦中作樂」的，就是馬英九的「六三三」因此而跳票，但是真正要受苦的是我們老百姓，而且連他馬的說要捐的半薪都還拿不到。近來不少產官學大人物紛紛大聲警告「紅色供應鍊崛起」，他們指出台灣與中國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角色已經由「互補」轉變為「競爭」，而台灣在人力、技術、資金、市場等各種先天條件上都喪盡優勢，在國際政治經濟脈絡上也被中國成功孤立或邊緣化，所以未來台灣經濟帶給新政府的挑戰，令人難以樂觀。

我們對這種慢了二十年的後見之明，實在忍不住要吐槽一下：就是同樣這批人當初編造出各種「政治正確」的理由，為台商投資中國聲援，什麽「政經分離說」啦、「和平演變說」啦、「比較利益說」啦、「和平紅利說」啦，遇有反對聲音則拋出「違背自由經濟」、「閉關鎖國」等大帽子，不去中國是大逆不道。如今這些人都默不吭聲了，他們不可以用「此一時、彼一時」來正當化他們過去的振振有辭，因為「此一時」收的果正是來自「彼一時」種的因。紅色供應鍊的崛起不是一朝一夕，紅色供應鍊的崛起也不會自動自發，若不是二十年來台灣人猶如「一江春水向西流」，中國如何由生產上的生手學徒，一躍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強敵？若不是台灣政府與業界欠缺經濟上的「敵我意識」與戰略規畫，誤信大膽西進、互利互惠的短視謬論，那裡有今天全球對之束手無策的紅色供應鍊？換個說法，若不是有天真無邪的台灣兔，那來不可一世的中國狐？很遺憾，新政府無視於中國狐的吃人夠夠，仍然選出一批台灣兔為內閣的財經官員。琥碧戈柏在一部電影裡說：「如果我們不懂得從今天學習，明天有什麽用呢？」同樣地，如果我們連昨天的教訓都學不會，明天又能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