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文化！

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紀德（Andre. P. G. Gide,1869-1951），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如果被禁止寫什麼，我會自殺！」

重視自由權的法國，這樣的一句話反映就是文化，一種作家的風骨、文學之所以能成為社會的良心在於這種精神。有文化的榮光才有國家的榮光。

在二戰後重建的時代，出任第五共和戴高樂政府首任文化部長（一九五九—一九六九）的作家安德烈‧馬勒侯（Andre Malraux,1901-1976），在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反抗自己所屬的國家，並且曾在西班牙內戰和納粹德國占領法國時，參與反對法西斯的抗爭。

一生獻身自由與正義，在文學與文化領域激發法國人追求夢想的安德烈‧馬勒侯，既是法國文化的象徵，也是歐陸國家甚至世界各國文化部長的典範。文學才具、文化內涵加上政治家條件，在戴高樂長期信任與授權之下，經歷內閣的六次改組，三任總理，一直是首席部長，奠定了文化業績並留下文化榮光。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進入新世紀後，也有文化部。但長期戒嚴統治的政治宰制，重經濟、輕文化。從文建會到文化部，在內閣中處於弱勢，預算不足。文化國家的夢想，文化振興的希望，彷彿天邊的彩虹。

後戒嚴，後黨國的時代，政府文化部門面對的不只是亟待救濟的文化生態，也面對文化領域被中國牽引，制壓的困境。國家認同的混淆，讓中華民國的國民身分糾葛在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文化界也處於有意或無意的迷惘狀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挾其暴發戶式市場規模及經濟條件，以模糊的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或中「華民」國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壓迫較具產業條件的影視從業人員屈從。甚至分化非中國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政府，以達迂迴併吞中華民國的政治目的。

還未建立堅強文化體質的台灣，面對的不僅是文化危機，也面對國家危機。我們的文化界有像紀德這位法國作家的覺悟嗎？或者，我們的文化界有像法國的另一位詩人保羅‧梵樂希（Paul Valéry,1871-1945）所說「如果強迫我一定要寫什麼，我會自殺！」的覺悟？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