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郭玉潔
莫言獲得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在台灣談起這一重要的文化事件，多少有些微妙。同樣是用中文寫作，誰來關注台灣小說家？如果說莫言獲獎和“中國崛起”有關，是對“中國也該得一次諾貝爾文學獎”了的呼聲的回應，那“中國”指的是哪個中國？無論作品本身如何評價，文學獎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場域。
十二年前，一位記者打電話到台灣作家朱天心家中，告訴她這一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是作家高行健。朱天心、朱天文姐妹在電話那頭大呼小叫：“怎麼會是他？大陸作家比他有資格得獎的至少有五六位呢。”這句評論第二天成為了報紙標題。2007年，我在台北見到朱天心，她講起這段往事，純真誠摯的她，小小惋嘆當時的毫無遮攔，但對於當時的觀點，她補充說，其實我還是說少了，應該有兩位數。
至少莫言進入了這兩位數。
這一次獲獎消息傳出，《中國時報》記者照例採訪了朱天心，她說，莫言在大陸“論資排輩”是在前幾位的，有關諾貝爾文學獎，“近十幾、二十幾年，世界上的作家，我們可以說二級的作家都輪過好幾輪。莫言得獎當然毫無問題。”
作家張大春、駱以軍……，台灣同行們也紛紛向莫言致以慷慨的祝賀，為他的文學成就辯護。楊照在《聯合報》發表文章《充滿內在政治性的莫言小說》，則深入文本，回應了關於莫言政治立場的批評，楊照認為，莫言筆下的鄉村，經歷了土改到文革的毀壞，他的描寫令人不安，這本身就具有政治性。
朱天心則說，莫言剛好處在一個很好的時機，有獲獎的條件，但是台灣政府並沒有像中國大陸政府一樣，在國際上推廣自己的文化，很多台灣作家的書根本沒有翻譯，英、日、徳都沒有。批評家陳芳明更直接地說：“台灣作家的寫作遠遠超過大陸，為什麼是莫言得獎？”
在一次閑談中，台灣評論家唐諾將台灣比作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他說，北歐神話的複雜度、震撼力，比很多民族都要強烈，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有一位神學者，早於神學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出一些重要的神學理論；丹麥也曾有一個國王，武功偉略，不下於拿破崙，但是他們都不廣為人知。唐諾引述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的話說，“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歷史，像做了一個夢，跟人類集體無關”。唐諾說，台灣以後恐怕就是這樣，生活安逸，但不為人所知，“你討論世界，討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有誰聽呢”?
41歲的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的文學教授，被稱為是極具潛力的“第四代台灣作家”之一，他勤奮、淵博，着迷於小說的魔術，進行着文學創作的長足。對於莫言的獲獎，他有一種不真實感，這種不真實感在於，“中國文學整體似乎還沒有好到足以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補充說：“作為一個創作者， 莫言是一個我追不上的小說家，無論是數量還是風格，我寫不出那樣的小說。也許過幾年，我會覺得自己能追上，但至少現在不行。”
在台灣，同樣有很多人以政治表現來質疑莫言的文學勇氣，包括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事。
有趣的是，有關《講話》所指涉的政治意味，也曾經出現在台灣文學爭論當中，不過權力兩端易位。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禁絕“左翼”文學，台灣人讀不到魯迅，留下來的是胡適、梁實秋一翼，以及台灣政府鼓勵的“反共文學”。1970年代，一方面是台灣經濟騰飛，另一方面，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一連串外交危機的爆發，島內反抗力量集結，國民政府進入威權統治的末端。
這時，一些台灣評論家、作家批評當時台灣文壇盛行的西方現代派，認為文學要對社會現狀做出批判反省，作家應具有社會關懷，他們被稱為台灣的“鄉土派”，繼而引發了著名的“鄉土文學論戰”。
雖被統稱為“鄉土派”，事實上這一陣營內部蘊含著許多分歧。比如評論家葉石濤認為“鄉土文學”是以“台灣為中心”的文學——這是在批評當時以外省人為主、書寫“祖國大陸”的“流亡文學”；作家陳映真則從中國國族主義和左翼立場出發，命名“鄉土文學”，但是強調文學的寫實風格和關懷廣大人民的現實生活困境，是這些批評者的共同點。
“鄉土派”很快迎來了反擊。最著名的是詩人余光中，他發表文章《狼來了》，說“鄉土文學”就是中國大陸的“工農兵文學”，若干觀點與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竟似有暗合之處”。在冷戰的對峙中，這一政治暗示立刻引起國民黨政府的關注，最終在官方的介入下，終止了論戰。這篇文章後來也成為余光中的人生污點。
“鄉土文學論戰”只持續了兩年，但是對台灣社會影響深遠。
它表面上看起來是“現代派”與“現實主義”的文學論爭，事實上混雜了台灣社會的種種矛盾：“黨外人士”與當政者、中國國族與台灣本土、左翼與右翼等種種矛盾。而楊照認為真正的論戰雙方實際上是“官方意識形態”與“反官方意識形態”的爭論，——那些關懷現實的“鄉土文學”，實際上是當時台灣的政治異議分子。
這與中國大陸1949年之後的文藝權力關係完全相反，兩岸各自分走了文學的左右兩翼，並將其發展到極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一種語境下有可能是壓迫性的，將文藝貶損為意識形態的工具；而在另一種語境下也有可能是進步的，強調了文藝與現實緊密的關係。如果無法歷史地看待，文學與政治與社會現實的關係，最終的論戰都只能變成簡單的站隊。
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時，朱天心才19歲，那年她出版了《擊壤歌》，這是本描寫高中女生的書，記下“大觀園般的日子”，一年內再版十多次，五年內暢銷30萬冊，是一代人的青春讀本。朱天心的父親、作家朱西寧，當時也參與了“鄉土文學論戰”，身為外省人的他，質疑“鄉土文學是很分明的被局限在台灣的鄉土”，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自稱日本文化的好與壞都投射在他身上——“好的比如音樂和體育的普遍，壞的比如氣度的不夠恢弘活潑” 。
朱天心看這場論戰，本來像看大人吵架，沒想到自己也被捲入其中。在濃烈的論戰中，她的書被稱為“閨秀文學”，是國民黨扶植的作家，是“商女不知亡國恨”。寫實派認為，這種在城市長大、生活衣食無憂的女孩子，只會寫寫自己所處的環境，寫寫愛情，正如她們的祖師奶奶張愛玲一般，是“姨太太文學”，無法登入文學的殿堂。
在隨後的創作中，朱天心證明了自己。她至今仍在勤奮寫作，是台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在台灣，如同在任何一個地方，文學不可能與現實無關。但是機械地看待這二者的關係， 用政治表態和題材性質來判斷作家，永遠都是有問題的。作家最重要的是語言和形式的創造，以及對時代靈魂的書寫。他們當中充滿了混蛋、瘋子、軟弱的人。文學，尤其是敘事文學，就是在深入人性的腹地，而人性又是如此含混複雜，那永遠“政治正確”的作家，不可能是好作家。同樣，在一個政治滲透到每一個角落社會，思考人的處境，又怎能不對現實充滿掙扎與反思？如果不能走出安全地帶，更堅強地穿透痛苦與黑暗，也稱不上是偉大的作家。
作家吳明益說：“也許可以這樣來看待：得諾獎之後，莫言意識到他應該要成為格局更大的作家，他才57歲，還有可能寫出更好的作品。不要像俄羅斯作家、197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一樣，獲獎之後就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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