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美麗島

紐約時報
張鐵志

年輕人們在南方報系門口聲援《南方周末》時，唱起了“美麗島”（這首台灣歌曲因上世紀70年代的“美麗島事件”而聞名於世）。我不知道他們為何會唱起這首代表台灣的歌，但我確實知道這首歌打動了許多大陸朋友－－我曾在北京聽胡德夫現場唱這首歌，我落淚了，而身旁許多大陸年輕人也落淚了。是什麼樣的東西打動了他們心中的柔軟之處呢？

“美麗島”這首歌的時代背景確實和中國當下的歷史時刻有所呼應。 “美麗島”是屬於台灣的70年代－－那是黑暗即將告別的黎明，變革之前的曖昧時光。
戰後的台灣政治是一片森嚴的黑暗，或者說是高壓的白色恐怖。70年代初，民間社會從長久的政治禁錮之中日益騷動。保釣運動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衝擊着國民黨政權脆弱的正當性，也讓民族主義的困惑問題開始糾纏着這座島嶼。另一方面，70年代初開放增額立委選舉，黨外人士開始日益組織化、辦雜誌，推進反對運動。台灣逐漸掙脫長期軍事戒嚴體制的緊密捆綁。

政治的變遷和政治氣氛的改變也影響到文化界，更多的文化力量現身，但新世代的文化人也開始思考自我認同，開始回歸本土、凝視腳下的這塊土地－－以前島上的人們被迫將眼光投向彼岸的大江大海。

因為台灣的國際地位受到打壓，所以他們產生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彼時仍是“中國民族主義”。例如雲門舞集在1973年的初創宣言，是“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他們也認識到官方的“中國”概念的虛妄，而想去尋找真實的中國文化，而因為他們生活的土地在台灣，所以是要從台灣民間來重建中國文化。 1973年創刊的《漢聲》雜誌就是典型地要通過整理台灣民間傳統來尋找中國傳統文化；7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報紙副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也強調中國的作家該有中國的特色，應該寫自己土地上的東西，而這個土地指的是台灣。於是，許多來自草根民間的文化開始被文化建制重視，如中時人間副刊在1976年3月連續六天大篇幅報導素人畫家洪通。在文學上，70年代更開始了書寫鄉土現實的“鄉土文化運動”。

另一個重要的文化運動，並且可以說是戰後台灣第一次的青年文化運動，就是70年代中期開始的民歌運動。在被噤聲了二十多年後，年輕人終於可以發出集體的聲音，於是他們說要“唱自己的歌”。這群深受美國60年代民謠運動的年輕人開始摸索新的文化想像，表達自己的心聲。但那仍是冰冷的威權時期，所以民歌被轉化“校園民歌”，只能是關於年輕人的夢想與憂愁，而不能如美國民歌般是關於青年對社會與時代的思考與介入。

唯有少數和當時左翼文化人士較密切的歌手，試圖超越這個框架，如李雙澤、楊祖珺、胡德夫。他們試圖實踐民歌的原始意義──走向民間和人民。於是，李雙澤在1976年修改了詩人陳秀喜的作品，寫下了“美麗島”。這首歌完全符合當時的時代精神：對台灣，以及對鄉土的素樸禮讚－－所以歌詞最後是“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但這個台灣概念並不是和中國對立的，所以他們也歌唱“少年中國”（蔣勛作詞）。

已經眾所周知的故事是，李雙澤在1977年就不幸意外過世。在他出殯前晚，胡德夫和楊祖珺錄唱了這首“美麗島”，此後這首歌一直與他們三個的名字聯繫在一起。楊祖珺後來錄製了這首歌，並且希望成為台灣的Joan Baez，去為弱勢民眾演唱，但她因此逐漸被體制封殺。原住民身分的胡德夫則投入原住民權益運動。音樂仍然不能成為對抗現實的武器，而必須走上街頭。

兩年後的1979年，出現了以“美麗島”為名的黨外雜誌，是七十年大黨外政治力量的主要集結。1979年12月在高雄爆發了“美麗島事件”，體制大肆逮捕黨外政治精英，判以重刑，為那個時代乍現的光芒關上了肅煞的鐵門。但巨大的暴力鎮壓並沒有讓已然胎動的台灣社會往回走。進入80年代，政治和社會運動更一波接一波撼動着既有體制和人民的思想。

“美麗島”這首歌作為那個時代的產物，開始在黨外運動場合、在學生圈當中被不斷流傳吟唱，穿越了此後顛簸搖晃的政治轉型。更沒想到的是，這首歌也穿越了海峽，從30年前的此岸來到彼岸。或許，這個海峽不只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歷史之門。因為他的時代精神，因為對於土地的真摯情感，因為“這裡有勇敢的人民”，所以爭取自由的歌。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們正視着，正視着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懷抱着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


張鐵志為台灣政治與文化評論人、香港《號外》雜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