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慷慨給予

不公平的代價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聚焦全球都面對的世紀難題－分配不均。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愈來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根本的原因，就是財團綁架政府、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而政府失能、完全無法矯正市場失靈。受害的不只是中產階級與勞工，更已經傷害了民主政治與司法體系。我們必須看清楚財團扭曲的邏輯，站出來改變！

政府的慷慨給予

此外，還有另一種致富方式。你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安排政府把現金交給你。這件事有很多方式可以辦到。舉例來說，不為人察知的立法變動，就可以坐收高達數百十億美元的利潤。

二○○三年，政府延長業界非常需要的醫療照護保險計畫藥物給付時，就是個例子。法律中訂有條款，禁止政府議定藥品的價格，等於讓政府每年送出約五百億美元或更高的金額給製藥公司。推而廣之，政府的採購支付遠高於成本的價格，就是政府慷慨給予的標準形式。

有些贈與隱藏在曖昧不明的法律條款之中。在解除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管制的一項重要法案中有個條款，在企業破產時，也給與衍生性金融商品「優先求償權」（seniority）。也就是說，如果一家銀行倒閉，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求償權，優先於員工、供應商或其他債權人，即使一開始是衍生性金融商品造成企業破產。眾所週知，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在二○○八年的危機中扮演要角，也因此才有後來的一千五百億美元AIG紓困行動。

銀行業還有其他的方式能從政府的慷慨給予受益，經濟大衰退之後看得尤其清楚。當可以視為政府機構的聯準會，以接近於零的利率無限制借錢給銀行，並且允許它們以高得多的利率回過頭來借錢給美國或外國政府，便等於給了它們價值數百十億美元的隱藏性贈與。

除了這些以外，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控制數量龐大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物等天然資源的特許權。如果政府不收一毛錢，給你開採這些資源的權利，即使不是天才也能大賺一筆。

十九世紀的美國政府就做過這樣的事，因為任何人都可以主張擁有天然資源。今天，政府通常不會免費奉送資源；它往往會要求付錢，但索取的金額遠低於應有的水準。這是奉送金錢較為不透明的方式。如果一塊土地下面的石油價值，在扣掉開採成本之後，價值是一億美元，而政府只要求某人支付五千萬美元，等於免費奉送五千萬美元。

柯林頓總統任內，我們曾經試著要礦業公司支付比名目金額要高的價款，購買它們從公有土地開採的資源。礦業公司及靠其慷慨捐獻而當選的國會議員，大力反對這些措施，並且成功地加以封殺，一點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這些人辯稱，這種政策會阻礙經濟成長。事實上，採用標售方法之後，只要資源的價值高於開採成本，企業就會相互競價，以取得採礦權，而一旦有人得標，也會去開採資源。標售不會阻礙成長，只會確保民眾從他們擁有的東西得到對等的收入。現代的標售理論指出，改變標售方法的設計，能替政府帶進遠多於從前的收入。一九九○年代起標售電信頻譜，就已經測試過這些理論且運作得相當良好，為政府創造數十億美元的收入。

有時，政府的慷慨給予不是廉價出讓資源，而是改寫規則，以提升企業的獲利。要做到這一點，有個簡單的方法，那就是保護公司不受外來的競爭威脅。關稅是海外公司支付的稅額，不是國內公司支付的，事實上就是對國內生產商的一種贈與。要求接受保護，不受外來競爭威脅的公司總是能夠搬出一套理由，說整個社會是受益人，它們本身如果獲有任何利益都是附帶的。這當然是在自圓其說，而且，雖然有些時候這樣的說法有三分真實，但因為這種論點廣泛濫用，所以很難讓人認真看待。由於關稅使外國生產商處於不利地位，所以有助於國內公司提高價格、增加獲利。有些時候，或許會有一些附帶利益，例如國內就業上升，或者企業投資於研究發展的機會增多，將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但關稅同樣經常保護已經失去競爭力、不可能重拾往日雄風的黃昏產業，或者偶爾是保護那些賭錯新技術、希望延後面對競爭的公司。

乙醇補貼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有個計畫，打算以貯存在美國的主要作物玉米中的太陽能，來取代我們對石油的依賴。這種計畫的魅力似乎很難抗拒。但是，將植物能轉化成提供能源給汽車使用的形式，所費不貲。

由於巴西研究以蔗糖製造乙醇相當成功，美國如果要競爭，就必須對巴西以蔗糖提煉的乙醇課徵每加侖五十四美分的稅，而且一實施就是許多年。從開始提供補貼之後，過了四十年，美國仍在扶持一種似乎長不大的幼稚技術。二○○八年經濟衰退之後，油價下跌，許多乙醇工廠即使得到高額補貼，還是宣告破產。直到二○一一年底，補貼和關稅才獲准取消。

這種扭曲性的補貼能夠持續那麼長的時間，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這些補貼的直接受益者便是玉米乙醇生產商，而這個行業的龍頭是大公司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rcher Daniels Midland，ADM)。ADM的高階主管和許多企業高階主管一樣，玩弄政治比創新還行。他們捐獻很多錢給兩大黨，因此，當國會有人指責對企業過度慷慨時，議員遲遲才拿乙醇補貼開刀。對此，乙醇的代言人表示，真正受益者是美國的廣大玉米農。事實並非如此，尤其是在開始補貼的早期階段。

美國的玉米農已經得到政府的大量補助，約有一半的收入來自華盛頓，而不是來自「土壤」，為什麼還需要進一步的協助？其中的道理讓人難以理解，而且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格格不入。事實上，政府補貼農業的錢，絕大部分並不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流向貧窮的農民或家庭農場。補貼計畫的設計揭露了它的真正目的：將錢從我們手裡重新分配給富人和企業農場。

叫人遺憾的是，政府對企業的慷慨給予，並不止本章所提及的這些例子。但要詳細說明政府批准的每一種尋租實例，恐怕得另寫一本書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