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分配不均和民主

不公平的代價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聚焦全球都面對的世紀難題－分配不均。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愈來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根本的原因，就是財團綁架政府、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而政府失能、完全無法矯正市場失靈。受害的不只是中產階級與勞工，更已經傷害了民主政治與司法體系。我們必須看清楚財團扭曲的邏輯，站出來改變！

全球化、分配不均和民主

如今，我們不只有更多的工作外包到海外，在某種程度上，政治也被外包。這股趨勢不限於美國，這是全球性的現象，有些國家的情況遠比美國糟糕。

最鮮明的例子是舉債過度的國家。早在全球化之初，債務國便無法「掌控」本身的命運，必須將權力交給債權國。十九世紀，積欠富國銀行的窮國會面臨軍事占領或者遭到轟炸，這種情形持續到二十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IMF是債權國首選機構，債務國等於將經濟主權交給代表國際債權人的一個機構。

貧窮的開發中國家發生這些事情是一回事，若發生在先進的經濟體又是另一回事。歐洲最近就出現這樣的問題，先是希臘，接著是義大利，允許IMF和歐洲中央銀行、歐洲執行委員會在政策上發號施令，然後指派技術專家掛帥的政府來監督計畫的執行。當希臘提議將它草擬的嚴厲撙節計畫交付全民公投，歐洲官員和銀行家大為驚慌，因為希臘公民可能否決提案，而這可能表示債權國要不回借出去的錢。

更多國家屈服於金融市場的發號施令，而且這種屈服相當微妙，不只適用於瀕臨災難邊緣的國家，也適用於任何必須從金融市場募集資金的國家。如果有哪個國家不去做金融市場喜歡的事情，金融市場便會威脅施予降低評等、撤回資金、提高利率等懲罰，而這些威脅通常有效，金融市場會得到想要的東西。

一九九○年代，魯拉有兩次差點獲選為巴西總統，而這兩次，華爾街都用等同於行使否決權的方式表示反對。華爾街發出訊號，如果魯拉當選，它會將資金撤離巴西，巴西必須支付的利息會激升，投資人會避而遠之家，巴西的成長將會崩潰。第三次，也就是二○○二年，巴西人不再聽令於國際金融家。結果證明，魯拉是十分出色的總統，維持經濟穩定、促進成長，並且解決該國極高的分配不均問題。放眼世界，很少有一位總統像他那樣，八年卸任後，享有的民意支持仍和當初一樣高。

這只是金融市場判斷嚴重錯誤的眾多例子之一。支持金融市場的人喜歡說，開放式資本市場的優點是提供「紀律」，但是市場就像喜怒無常的風紀股長，這一刻給你A的評分，下一刻轉身就變臉，改打不及格的分數。更糟的是，金融市場的利益往往和一國的利益不吻合；市場短視，目的是增進金融家福祉，而不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福祉。

情況不必非得如此不可。金融市場之所以可以威脅，在一夜之間會將資金從某國撤出，主要因為那些國家是完全開放的，尤其是開放給短期的資本流動。但是，儘管金融市場的意識型態是推動所謂的資本市場自由化、允許資本自由進出某個國家，還只是吻合市場的私利，但是，這種自由化不會促進經濟成長，卻會導致不穩定和分配不均擴大。

我所描述的問題其實更深、更廣。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是鑽研全球化的專家，曾經指出，我們不能同時擁有民主、國民自決，以及完全自由的全球化。

國際公司經常嘗試在國際競技場中取得它們無法在國內獲得的利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的金融服務協定，試圖強迫金融市場自由化，要求各國政府允許外商銀行進入，並且限制各國管理的權力，原有的管理本來可以確保國家金融體系穩定，對經濟和社會實際做出貢獻。烏拉圭回合貿易協定(Uruguay Round Trade Agreement)成功地將一種智慧財產權版本強加在世界各國身上，而這對美國的科學、全球的科學、開發中國家、醫療資源的取得，都不是好事。這個協定是由企業利益團體設計的，用來強化獨占力量、協助創造租金，正如我們在第二章談過的，租金是造成今天不少分配不均的原因。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們對這個國際協定所做的評估，都能很清楚看到，這嚴重的限制每個國家智慧財產制度，傷害到國家的自決和民主的力量。其他的例子俯拾皆是。美國在它與新加坡的雙邊貿易協定中，試圖限制新加坡對口香糖實施的管理：美國擔心這可能不利於美國輸出口香糖。在美國與智利的雙邊協定中，嘗試阻止智利實施資本管制；智利因為實施資本管制，而成功地將經濟穩定下來；其他的協定包括試圖阻止他國限制人民購買耗油車，因為這是美國擅長生產的車種。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第十一章和其他的雙邊投資協定，以及美國和歐洲與開發中國家簽署的其他經濟協定，補償企業因政府管理規定改變而造成的損失，而這是國會和美國各法院拒絕做的事。設計這些條款的目的，在於阻止環境方面的管理規定，使得政府實施這些管理規定有很高的預算成本。

對於因為負債而必須向IMF求救的許多開發中國家、甚至歐洲國家來說，失去經濟主權的後果十分嚴重。各國財政部經常利用IMF去執行一％的觀點，迫使債務國家採取符合一％利益的機制安排、政府管理和總體經濟架構。連二○一一年希臘爭取歐盟紓困時，也被迫通過法律，不只影響預算，也影響醫療部門、工會在集體談判中的權益和最低工資。

即使，全球化沒有透過全球協定或者做為國際「紓困行動」的一部分來影響民主，全球化也會透過競爭來限縮民主。有人說，金融業管理必須寬鬆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不這麼做，金融公司就會出走。倫敦企業面對銀行獎金課稅的提案，揚言走出國門。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大可表示﹁請便﹂。金融業貪得無饜的行為，對社會造成的成本遠遠超過這個產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最後，投機客會離去，但是辦理真正重要金融業務的公司會留下來，這些公司非耕耘在地業務不可。

民主政治受到最大限制的競技場就在租稅，尤其是在降低分配不均的稅制設計。所謂租稅競爭，是不同的政治實體搶著將稅率降到最低點、以競爭資源，限制了累進稅制的空間。企業揚言，如果稅負太高就要離去，有錢人也是這麼說。美國相對於其他國家，至少擁有一項優勢：美國是對全球的所得課稅。反觀，希臘公民受惠於本國的公立學校和大學，享有醫院和健康照護體系提供的福利，可以住在盧森堡、在歐洲各地經營企業，卻逃避繳稅的責任，甚至不償還本身的教育成本。

經常有人說，全球化讓我們別無選擇。這樣的宿命論只對受益於目前系統的人有幫助，卻會模糊現實，讓我們以為困境是一種選擇。我們的民主政府選擇的全球化經濟架構，實際上綁住了民主的雙手。頂層一％始終擔心民主政治會在民粹主義領導人的影響之下，受誘實施「過度的」累進稅制。頂層一％告訴一般公民，不能那麼做；如果想要參與全球化，就不可以那麼做。

簡單的說，以目前的方式管理全球化，正使我們的民主政治的選擇範圍縮小，結果更難採取必要的財稅和支出政策，無法打造更均等、機會更多的社會。綁住民主政治的雙手，正是頂層想要的：可以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但得到的結果，仍然和一元一票的體系所能預期的結果相當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