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不服務於任何隱秘或邪惡

紐約時報
曹然
“人在生的慾望中所造的一切建築物在我看來都比不上橋。橋比房屋要重要，比宗教場所還要神聖。它屬於每一個人，每個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它很有用，永遠被修建在多數人需要跨過的地方。它比其他建築都要經年持久，而且不服務於任何隱秘或邪惡的事物。”

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如是說。1961年為他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德里那河上的橋》描述的是在他的波黑故城Višegrad的一座古橋伊巴爾大橋，它矗立於古城中，跨越了歷史：從奧斯曼統治的五百年到奧匈帝國時代，再到奧匈帝國覆滅，南斯拉夫王國成立，土耳其人、波黑穆族、塞族、克族和猶太人在城裡世代勞作。這座橋連接着城的兩岸，承載着各族人民匆匆的步伐或悠閑的談笑，目睹了這座城生活的變遷和政治事件的興衰，然而時過境遷，唯一似乎和這座橋一樣永恆不變的，是這座城中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匯流和宗教的融合。
夜色初降，當伊斯蘭教的阿贊在宣禮塔上唱出召集禮拜的悠揚誦經聲，塞爾維亞人走過狹窄的街道，路過燈火齊亮的清真寺，一路和穆斯林鄰居們相互問候。在橋上，各族年輕人爭論着政治形勢，傳遞着城裡的小道消息，打賭誰扔的石子更遠，觀察着過路的姑娘，直到月上中天，潺潺河水在月光下，在籠罩全城的薄霧中，彷彿蘊含著光芒。

這樣的圖景在1980年之前的米特羅維察司空見慣。米特羅維察，位於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科索沃的一座曾經普通的小城，在南斯拉夫時期，那裡因為工業興旺為各族人民提供了平等的工作機會，那裡也是科索沃民族融合程度最高的城市。如今已經成為塞爾維亞與科索沃之間事實上的新邊界。

米特羅維察河上的橋就是邊界：科索沃警察和KFOR北約維和部隊守在橋頭，你從橋南走到橋北，便離開了南邊的“科索沃共和國”勢力範圍，離開了阿爾巴尼亞人區，來到了北部塞族聚居區，進入了塞爾維亞共和國。

儘管科索沃官方認為北部塞族區也屬於科索沃共和國，但塞族居民強烈抵制任何科索沃官方力量越過這座橋，自己也儘可能不跨過這座橋一步。在橋北，塞族居民保持着各種塞爾維亞共和國官方機構。學校、移動通信系統、郵局銀行、電信，都與其他塞爾維亞城市沒有任何區別。許多塞族居民在1999年戰後便再也不曾踏上橋南一步，即使要去科索沃南方其他塞族聚居點也是繞路而行，橋南邊曾經的睦鄰也都成為陌路。在橋北，他們花着塞爾維亞貨幣“第納爾”，街上飄揚着塞爾維亞國旗，時不時打出巨幅標語：“科索沃永遠是塞爾維亞的！這裡的一切都是塞爾維亞的！”“塞爾維亞的兄弟姐妹，請一定參加全民公投，向科索沃機構說不！”“99%的北科索沃塞爾維亞人已經對科索沃當局說不！”這些火紅的標語，即使在陽光明媚的春日，也讓人嗅到空氣中愈加升騰的火藥味。

橋南，是“科索沃共和國”的開始。1999年戰爭之前，塞族和阿爾巴尼亞族人混居，橋南並無很多居民住宅樓。1999年戰後，以伊巴爾河上這座橋為界，塞族退守北部，阿族幾乎盡數遷往橋南，數年之間橋南城區無數居民小樓拔地而起，但都因為缺乏資金而形狀醜陋，擁擠不堪，毫無規劃。那些裸露的外牆似乎暗示着明天的未知性：在這座被分割的城市裡，過一天算一天已是最好的哲學。未來——什麼是未來？誰能預知當明天的太陽升起，這座城將屬於誰，這個國家將姓甚名誰？

今年三月的一天，我送一位朋友從橋北上車，坐“國內巴士”一路向北前往貝爾格萊德。北部塞族公投剛剛結束，漫天標語飛舞。雖然還是清晨，駐守在橋上的塞族團體已經活躍起來，他們日夜放哨防止任何阿爾巴尼亞人進入橋北。一人高的瓦礫和石塊早已將橋上的通路堵上，只給行人留下小小豁口。我快速通過豁口進入橋南，感覺南北雙方都在密切注視着橋上的動靜。忽然間少年們的喊叫聲打破了平靜。橋南的阿族青少年，橋北的幾個塞族少女，隔着這座橋開始互相挑釁。塞族少女們抄起瓦礫堆上的石塊向橋南投來，然後一溜煙撤到阿族青少年的石頭射程之外。她們一面跑，一面尖聲大笑，又回到橋頭躲在護欄後觀察對面的動靜，眼疾手快地探頭扔出更多石塊，隨後像戰士一般迅速蹲下隱蔽。直到科索沃警察在橋中央制止阿族青少年的攻擊。

直至最近幾個月，塞爾維亞忙於舉行議會及總統選舉，與科索沃在歐盟協調下的對話多次中斷，情勢再度緊張。而米特羅維察的橋，作家筆下的交融之橋，到今天幾乎成為民族隔離的象徵——橋頭不再有熱烈的談笑；兩岸散步的居民，在日出與日落中遙遙相望。每每從橋上匆忙經過，伊巴爾河水千百年來平靜如常，然而深重的悲哀卻幾乎要壓倒我。


曹然供職於國際組織，研究前南斯拉夫地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