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但漢松
在小說《聖路易斯橋》(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的開頭，一座橋塌了。那是1714年7月20日的中午，五個旅者走在全秘魯最好的一座弔橋上。突然，橋斷了，他們同時摔下深深的河谷。對當時的秘魯人來說，這場災難尤為使人震驚。它不同於戰爭或瘟疫奪去了我們的生命，這座橋是所有利馬居民平日都會路過的，它以最象徵性的方式提醒所有人：我們最習以為常的生活，可能會以最突如其來的方式，被死亡終結。
小說家寫下“謊言”，卻往往言中了現實。當我們乘坐火車憧憬一次不遠的旅行；當我們下班途中開車駛上熟悉的環線路；當我們走上那座每日必經的橋⋯⋯，我們期冀的是日常生活的安寧，它沒有什麼特別愉快的，也不會招致痛苦。然而毀掉這種安寧的災難已經發生、正在發生，並且還會發生。在小說家這裡，“橋”是一個象徵——一個日常之物，一個被視為安全的所在，最終變得不再安全。
小說《聖路易斯橋》由美國作家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寫於1927年，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尤其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時，它會被記取並用於悼念。9·11事件發生時，在英國倫敦聖托馬斯教堂里，當時的首相托尼·布萊爾在為英國罹難者舉行的追思會上做了簡短的致辭，他也面臨一個迫切的追問： “為什麼他們要死？”或者說，為什麼那些與恐怖分子毫無過節，只是過着簡單生活的人們，要在一個星期二的早上被毫無預兆地以最慘烈的方式奪去性命？神作為這個世界的主宰，他如何能設計或允許這一切？
作為回答，布萊爾為人們朗讀了《聖路易斯橋》的結尾：“很快我們就會死去，所有關於這五個人的記憶，都會隨風逝去。我們會被短暫地愛着，然後再被遺忘。但是有這份愛就已足夠；所有愛的衝動，都會回到產生這些衝動的愛里。甚至對於愛來說，記憶也並非不可或缺。在生者的國度與死者的國度之間，有一座橋，而那橋就是愛。它是唯一的倖存之物，它是唯一的意義。”
在《聖路易斯橋》中，目睹災難發生的聖方濟會修道士朱尼帕和所有人一樣，陷入了對命如螻蟻的震撼，但他拒絕使之成為懷疑信仰的借口。相反，他試圖去完成一次巨大的田野調查——走訪整個秘魯，以調查這五個暴卒者的生平，考察在命運無常的背後是否有着某種神性的安排，使得聖路易斯橋選擇他們五個而非別人，成為殉葬者。
這當然不是一次社會學意義上的調查，而是神學意義上的。或如小說家羅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所言，作者懷爾德的寓言是要去探究“在個人意志掌控之外的命運的意義”。然而反諷的是，朱尼帕修士卻選擇用最科學理性的方法來檢驗這五個遇難者：統計他們的善惡，以確定其下地獄的正當性。
但隨着小說依次以這五個人的視角展開，讀者發現了朱尼帕修士永遠無法從街頭巷尾的走訪中獲得的人生真相。在利馬城裡成為眾人笑柄的侯爵夫人，其實是因為母女關係破裂而借酒澆愁，看似邋遢醜陋的她有着優美的文才，她寫給遠方女兒的家書日後將成為西班牙語文學中的瑰寶；沉默寡言的孿生孤兒兄弟從小有着外人難以理解的默契和親密，然而哥哥對女演員卡米拉的秘戀讓手足之情受到考驗，最後哥哥死於外傷感染，悲慟的弟弟決定離開秘魯做水手；皮奧叔叔是南美殖民地的老江湖，常人眼裡奸詐狡猾的他卻是古典文學最痴迷的門徒，他努力培養卡米拉只是為了復興西班牙戲劇的黃金時代……
於是，現代文學的多角度敘事傳遞了這樣的教訓，即對個人進行道德判斷是異常困難的，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座城堡，其內的感情生活總是秘而不宣或異常複雜的。甚至連這部小說的全知敘事者都向讀者承認：“雖然我宣稱自己知之甚多，但是否也可能漏掉那情感源泉中更隱蔽的涌流呢？”讀者一旦洞悉了這五個人的感情生活，就會扼腕於命運的殘酷，因為他們在各自的厄運中備受煎熬，剛剛獲得了某種意義上的頓悟或解脫，行走在聖路易斯橋上的他們即將迎來新的生活。也許，他們是最不該去死的，他們是最應該被拯救的，否則十字架上的“真”如何可能？
在戰後的後現代文學裡，這樣的“真”當然是不可能的，這樣的追問也只能走向荒誕和沉默。《聖路易斯橋》寫於“喧囂的二十年代”，懷爾德或許當時已敏銳地預感到了一個後宗教時代的信仰麻煩。既然如此，小說結尾所言的作為“唯一的倖存者”和“唯一的意義”的“愛”又是什麼呢？
在20世紀文學史里，懷爾德這位三獲普利策文學獎的作家曾被認為是一個溫情脈脈的樂觀主義者，因為他似乎很喜歡錶現人倫之愛。他極少描寫邊緣的或驚悚的男女情愛，因為在他看來在，在文學中描寫家庭主婦和牙科醫生霍亂般的愛情，不如寫小鎮上父母子女間簡單深沉的家庭之愛更具普適價值。
母女之愛、父女之愛和兄弟之愛，成為了《聖路易斯橋》的解剖對象。在文學的顯微鏡下，懷爾德展現了這些卑微螻蟻的愛之困局——這些非肉慾的、非排他的精神之愛絕不簡單。它們的悖論在於，以愛的名義施予的越多，這些愛就越沉重而狂熱，就越有可能對被愛者成為一種壓迫性的力量。所以，小說里的各種愛，毫無例外都是徒勞之愛，都是不被肯定和回報的愛。
人能以這樣的世俗之愛抵抗永恆的死亡嗎？懷爾德的答案是否定的。被布萊爾作為鞏固信仰和愛而誦讀的，其實可能是全書最為陰鬱的段落。人是必死的，對於死者的愛和追思也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淡，隨着肉身的死亡而停止。簡言之，人無法永遠去愛，記憶必將敗給遺忘。
然而，懷爾德也並非悲觀厭世。他以柏拉圖主義的哲學機鋒告訴我們，人與人的愛雖然速朽，但卻會以新的形式延續或重生。正是憑着這樣的信念，我們才能面對無法以理性去思索的死亡，才能在這個充滿暴力和災禍的現世世界裡獨活。
但漢松是南京大學英文系副教授，研究領域是現當代美國小說。他也是小說《聖路易斯橋》中文版的譯者，即將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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