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客，“北京咳”？

中國與世界，環境危機大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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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的“北京咳”

最近，芬蘭人塞拉夜裡又開始咳嗽，她感到自己的“北京咳”回來了。這和半年前的症狀一樣：咳嗽，沒有並發的感冒症狀。

北京咳（“Beijing Cough”），北京人知者寥寥，但它一直流傳在北京旅者的嘴邊，更多是外國人。它就好像在描述一種水土不服的疾病：你來了就有可能得病，走了就自然消失。諸如德裡肚（Delhi Belly，一種痢疾性感染，表現為急性腹瀉）和羅馬燒（Roman Fever，一種類似肺炎與瘧疾的傳染病）一樣。

在來北京之前，尤其是北京奧運會期間，塞拉和男友哈裡看到諸多關於北京空氣的報道。實際上，北京一直在治理空氣污染。原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杜少中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稱，從1998年始，北京市取消或治理了6萬多台各類鍋爐。10年間，在每年134天的采暖季裡，二氧化硫超標天數從106天下降到只有9天。

2011年4月來到北京，塞拉做好了“吸煙一年”的准備。最初的幾個月，讓他們慶幸的是，沒有什麼症狀出現。但好景不長，塞拉在一次戶外長跑之後，耳朵受到了感染，持續了六個星期，哈裡也開始感冒。而在一年後的3月，塞拉在夜間咳醒，連續的咳嗽竟長達十分鐘，“就像一個嚴重的吸煙者”。

哈裡突然想起了“北京咳”。他們換了一間公寓，購買了一台瑞典生產的空氣淨化器，但是情況依然沒有緩解。

哈裡覺得最有效的辦法還是回到芬蘭。2012年7月，塞拉回國了。果然，一個月後，症狀消失。“赫爾辛基PM2.5日均濃度最高的一天是27（微克/立方米，同下），平時都在10以下。而北京則超過80。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發生反應，因為我們習慣了非常干淨的空氣。”哈裡特意查找了2011年的監測數據。

8月底，塞拉返回中國，北京咳又犯了。她只好去看醫生。

在芬蘭，醫生覺得塞拉咳嗽的病因很難判斷，但北京的醫生顯然經驗更豐富。在北京一家醫院，醫生問塞拉在芬蘭是否得過類似的病，在北京時是否一直在同個公寓，是否離鬧市區較近。“後來醫生問我是否戴口罩，是否出去鍛煉，是否在睡前長時間散步，有沒有空氣淨化器，我覺得她開始注意到空氣了。”塞拉回憶說。

在得知塞拉平時吃阿司匹林來抵抗皮膚過敏，並且得過六周的耳朵感染後，醫生下了結論：塞拉的皮膚對於空氣中的小顆粒物過敏，耳鼻喉都受到影響。夜裡咳嗽是因為鼻子裡的髒東西在睡覺時流到了喉嚨裡。

塞拉在醫院清洗了鼻腔，並開始服過敏藥。一周後，症狀緩解。“醫生說最重要的是一直戴口罩，也不要去戶外運動。”此後，塞拉一直堅持戴口罩。

“咳”出名聲

哈裡想不起第一次是在哪裡聽到北京咳這個說法，這顯然是外國人創造的名詞，不少外國人早在博客上戲謔地描寫這種感受。“我就是那個在地鐵上、餐館裡坐在你身邊不停地咳嗽，打斷你講話的討厭的人。”一個紐約人在2009年中的博客調侃。

2008年1月，有醫生資質的英國人理查德·史密斯來到北京，之後他以精確到小時的細節描述了北京咳過程。“一串咳嗽可能持續90秒，十分鐘發作一次，我沒有感到自己病了，咳不出東西。嗓子感到了刺激，但是也稱不上喉嚨痛。”

不過至少在1990年，“北京咳”這個詞彙就已出現。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到的最早來源是《扶輪月刊（The Rotarian）》1990年的第三期。這本由慈善組織扶輪社籌辦的雜志援引了一篇報告：“工業國家曾經的主要城市現像——空氣污染，已經散播至全世界……在雅典，死亡人數在重污染天上升六倍。在匈牙利，政府認為每死亡17個人，就有一個是因為空氣污染。在北京，空氣污染相關的呼吸脅迫很常見，被稱為‘北京咳’。”

雜志援引的報告作者是希拉裡·弗蘭切。1990年1月，當時她在一家環境政策研究機構——世界觀察研究所工作。2012年12月26日，希拉裡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我最早使用北京咳這個詞就在這篇報告中，也是在新聞上看到的，因為當時我沒有去過中國。”

在學界，這個詞的使用範圍略有擴展，2002年，一本政治經濟學的書中也有所提及：“城市裡的空氣經常帶有酸味、硫化味，到處都可以聽到‘北京咳’。” 但沒有人和希拉裡討論過這個詞，在英文論文數據庫中，也搜索不到相關論文。

不過，這個形像且易產生共鳴的概念在民間中流傳頗廣。和北京烤鴨一樣，北京咳頻繁出現在旅游攻略中。2003年的一本《文化震撼，游遍北京（Culture Shock！Beijing at Your Door）》的旅游書如是提醒游客：很多人抱怨“北京咳”，指不定時發生的干咳或是喉嚨瘙癢，從12月份持續到4月份。目前，我們還不知道防止或是治愈“北京咳”的方法。

越來越多的網站中出現了類似的提示，奧運會前後達到了高峰。

中國人的共鳴

漸漸地，也有中國人聽說這個詞彙。在美國加州教書的廖康2006年在博客中說，自己回國後開始咳嗽，朋友說他被美國純淨的空氣慣嬌貴了，患上了北京咳。

但是，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確是陌生的概念。搜索中文“北京咳”，結果寥寥。南方周末記者咨詢的多位環境監測人員、呼吸內科醫生、環境健康學專家以及杜少中都沒有聽說過。公開場合只有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小川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起，他也是聽國外朋友轉述。

“這不是一個醫學名詞，不是一個學術概念，沒有一個定義，沒有它的症候群，是外國人編的。北京冬天因為干燥，容易導致咳嗽，既有氣候的原因，也有空氣污染的原因。”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呼吸病研究所所長劉又寧說，“那是老百姓的說法，我們病歷上從來不診斷北京咳、上海咳。”

盡管帶有各種“不是”，這也並不影響中國人對北京咳的共鳴。

北京大學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環境與健康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黃薇也是最近才聽說的：“2012年夏天以來，有三四個美國朋友陸續和我說起。他們很驚訝，你研究空氣污染和健康關系，居然不知道。”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時，黃薇也有些詫異，但很快就感同身受：在美國生活了12年，她返京後在冬天就開始干咳。

不僅僅是從國外，從國內其他城市的人也有類似的感覺：瑜伽教練劉嘉2011年在廣西開了分店，回京後一對比才發現以前都麻木了。練瑜伽需要深呼吸，對於空氣質量要求高，她花了一個多月才找到合適的空氣淨化器和監測儀。

在哈裡眼中，北京人一直在咳嗽。剛到北京，哈裡和塞拉就發現出租車司機在咳嗽，早上走在小區裡，很多窗戶都傳來咳嗽聲。哈裡很奇怪為什麼中國人不太談論這個話題。“北京人已經習慣於看到很多人咳嗽，還是人們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問題？”

塞拉想起一本雜志關於“北京最糟糕的事情”的民意調查，225個中國人和外國人受訪，其中75%的外國人選擇了空氣質量，而中國人只有28%選擇了空氣，33%選擇了交通，還有的認為是房租和通貨膨脹等。

未知的關聯，必要的治理

對於空氣顆粒物的危害，大多數北京人是在2011年的PM2.5風波之後才恍然大悟。遠大空氣淨化機的北京銷售人員李天劍說，2011年，他們的銷售量大幅度上升。王均和張斌是“全國空氣污染指數”手機軟件的發明者，現在他們已經有80萬用戶。

2011年的PM2.5風波也在警醒北京政府部門，2012年，PM2.5治理被列為北京市的“一號實事”，攻堅戰由此拉開：6月1日，北京市的汽柴油執行京Ⅴ標准，首次規定了顆粒物的排放限值。在12月頒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規劃中，“十二五”期間，全國重點區域PM2.5年均濃度要求下降5%，而北京則是15%。

不過，幾乎所有的北京人都不去醫院，只是“扛著”，最多自己買點潤喉藥。“醫療費達不到公司的報銷標准，得自己掏錢，去醫院還要排長隊、請假，一個月的全勤獎就沒了！”一名受訪者說。

究竟空氣污染會對健康造成怎樣的長期影響？“長期追蹤人體健康的隊列研究是最好的研究手段，但我國的隊列研究只有武漢開始起步，這需要十年以上，數億資金，國內現有研究還是空白。”黃薇說，她認為北京咳的現像進一步說明空氣污染治理的必要性，“因為不只是易感人群，普通人也會受到影響。”

2013年4月，哈裡將回到芬蘭，回到新鮮的空氣中。“我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空氣污染，我們這一代則是干淨的空氣。”40年前的赫爾辛基也靠燒煤供暖，父輩們說那時的房子都熏黑了。哈裡認為來北京也讓他醒悟了：“我回到芬蘭要第一時間對朋友說，你需要珍惜你的空氣，你從未考慮過、討論過，覺得這是自然的，卻不知道這裡有多少人，多麼渴望。”

汪韜 南方周末記者

陳佩 周瓊媛　南方周末實習生

原文刊於《南方周末》2013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