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弗格森
這種情況與有關美國財政健康狀況的警告同時出現，令多數評論員感到不安。但對我來說，這是個好消息。因為我與普林斯頓(Princeton)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之間一場較為公開的爭論，由此塵埃落定。
向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新得主克魯格曼發起挑戰的人，不是勇氣可嘉就是十分莽撞。不過，既然俗話說“貓也有權晉見國王”，那麽有時歷史學家挑戰經濟學家也無不可。
一個月前，克魯格曼和我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一場有關金融危機的討論。我當時的觀點是，“今年出現的超過GDP12%的巨額財政赤字，以及由此導致的大量新債發行”可能推高長期利率，而在當時，美聯儲(Fed)的目標是將長期利率維持較低水平上。我預言，“隨著市場意識到金融體系今年須吸收債券的龐大規模，我們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將上演一場痛苦的拉鋸戰”。
高高在上的克魯格曼降尊紆貴地作出了回應：我還處在經濟學的“黑暗年代”。“非常可悲”的是，我對這門枯燥乏味的科學的瞭解，還未更新到1937年（凱恩斯發表《通論》）時的水平，更不用說2005年（克魯格曼的微觀經濟學教科書問世）的鼎盛時期了。難道我還沒領悟到，導致全球危機的關鍵因素是“人們渴望的儲蓄遠遠超過了樂意進行的投資”？“我們面臨著全球範圍的儲蓄過剩，”克魯格曼解釋道，“這就是為什麽實際上不存在利率上行壓力的原因所在。”
如今，我並不需要《通論》方面的課程。但我認為，溫習一下這部著作的歷史背景，或許會對克魯格曼有益。在《蕭條經濟學的回歸》(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再版之後，他顯然有意將當前的危機說成是上世紀30年代的翻版。但事實並非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美國的實際GDP今年將下降2.8%，明年則將停滯不前。這與上世紀30年代初的情形有著天壤之別——當時，實際產出急劇下滑了30%。迄今為止，這是一場大規模的衰退——規模與1973年至1975年間的情況相仿。同時，全球化進程並未像上世紀30年代那樣土崩瓦解。
我們躲過了第二次大蕭條，這主要應該歸功於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沒有人比他更瞭解上世紀30年代初的銀行業危機。他開出了接近於零的短期利率以及定量寬松——自9月份以來，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已經翻了一倍——這兩劑藥方，從而避免了銀行大面積倒閉。同樣毋庸置疑的是，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也對本季度的美國GDP起到了提振作用。
但預計美國聯邦政府今年的赤字規模將相當龐大，經濟刺激方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債務總額預計將達到18.4萬億美元，相當於聯邦政府所有開支的一半左右，占GDP的13%。這種赤字規模為美國二戰以來所僅見。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預計，未來10年，還將需要額外借債10萬億美元。即使白宮過於樂觀的增長預期得以實現，到2017年，聯邦債務凈額也將超過GDP的100%。這還沒有考慮到醫療與社會保險體系的大量表外負債。
因此，債市出現恐慌情緒不足為奇。因為只有在以Econ-101（灌輸給每一名美國大學本科生的宏觀經濟學標準課程）命名的星球上，這波發債浪潮才不會引起“利率的上行壓力”。
當然，克魯格曼明白我的意思。他在與我辯論時承認，“唯一可能推高利率的情況，是人們或許會對政府的償付能力產生懷疑。”或許？可能？事實上，人們——尤其是中國政府——已經在明確表示懷疑了。他們明白，美國的財政政策意味著美聯儲將在今年購入大量國債，因為無論是外國投資者，還是美國國內的私人購買，都不足以為赤字融資。這種政策被認為是在印鈔票，上世紀70年代，許多國家的政府就曾嘗試過這種政策，就算你不是歷史學家，也不難回憶起它所引發的通脹後果。
當然，眼下也有一股強勁的通縮逆流，發揮著反方向的作用。全球製造業產能過剩。但自2月份以來，關鍵大宗商品價格均大幅上漲。美國的貨幣擴張——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年增幅達9%——遠遠高出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平均水平——看起來有可能導致通貨膨脹，如果不是在今年，就是在明年。套用中國央行最新一期季報的措辭：“政策失誤……可能給全球帶來通脹風險。”
政策失誤已然發生，那就是用世界大戰時期的財政政策，來抵禦經濟衰退。在美國未承諾將結束其長期結構性赤字的情況下，利率上行壓力將進一步加大，盡管全球儲蓄處於過剩狀態。凱恩斯曾指出，“即使最現實的實乾家，也往往會被某些早已過世的經濟學家的觀點所束縛。”目前，這位早已過世的經濟學家就是凱恩斯，而受其觀點束縛的並非實乾家，而是經濟學教授。
作者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勞倫斯•A•蒂什(Laurence A. Tisch)歷史學教授，著有《金錢的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企鵝出版社((Penguin)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