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德韋什‧卡普爾
危機總是促使人們帶著傷痛和憤怒，探究它的起因和罪魁禍首，當前的金融危機也不例外。人們已經把矛頭指向了鬆懈的監管機構、貪婪的銀行家和投資者、天真的消費者以及軟弱無能的政治家。但有一個群體沒有受到細究，那就是學術界，尤其是大學的經濟系和商學院。畢竟，此次危機起因——無論是金融創新、資本項目可兌換、放鬆監管，還是股票期權——的理論支柱，不少來自於美國學術界最優秀、最聰明的人，而非落魄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官員。事實上，在過去25年裡，隨著金融業的規模和影響力迅速擴大，商學院和經濟系受益匪淺。資金，還有薪酬、捐款和制度權力等方面，都朝著有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
雖然人們普遍認為，學者們（有少數明顯的例外）與其他所有人一樣，對危機即將爆發毫無察覺，但至於何以如此，人們卻討論得很少。一種可能的原因在於具有學術地位的知識類型：研究經濟學的基礎知識曾被視作過時且落俗的行為。危機爆發後，這類研究再度流行，從這點看來，學術界正在自我糾正。
學者們之所以未能預測到當前危機，還有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原因是，他們所受財務激勵的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利益沖突——與許多華爾街銀行家面臨的利益沖突並無不同。學者們強調，激勵對塑造人類行為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他們一直不願剖析，激勵可能對他們自己的行為產生怎樣的影響。
尤其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面臨隱性的財務利益沖突。如今，許多學者——尤其是來自聲名顯赫的學府的學者——與他們的研究所針對的機構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商業利害關系以及一系列財務上的聯系。這些利害關系包括豐厚的演講費、擔任金融機構顧問、在私人股本或對沖基金公司擔任管理職務並持股，以及擔任公司的非執行董事。
理論與現實的聯姻一直被大學視作一大優點，此類安排也的確有不少可取之處。但如果凡人會受到財務激勵的左右，難道學者就不會嗎？如果一名學者就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優點撰寫論文和發表演講，與此同時又經營著自己的對沖基金，那他可能只不過是在實踐自己的想法。
但是，可想而知，在某個時候，情況可能正好完全相反。如果一名學者在上世紀80年代認為應該免除主權債務，在上世紀90年代反對資本賬戶自由化，或者在本世紀初反對股票期權，那麽他被花旗公司(Citicorp)重金請去演講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大學之本在於研究和教學，但金錢也已在它們追逐之列。兩者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沒有後者，前者就難以進行，在這一點上不該抱有任何幻想。承擔學術風險、自由選擇研究和發表的課題、擁有犯錯的權利，這些是學術界的生命線。但我們難道不應該以要求其他人的透明度標準來要求學者嗎？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明，針對學術界的標準應該更高：它的成員享有終身職位，這已越來越成為一種稀有的特權。我們可能會向政府和公司鼓吹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優點，卻不太願意身體力行。
最近幾年，在確保研究和報酬之間的潛在利益沖突能夠更加透明方面，生物科學界取得了可觀進展，建立了鼓勵舉報利益沖突情況的機制。令人遺憾的是，在社會科學和商業院校，這方面的要求非常薄弱。終身職位意在保障學術自由，不能防止學者為了利益而不擇手段。這種情況是否需要改變，又該如何改變，學術界最好反省反省。
作者是賓夕法尼亞大學Madan Lal Sobti教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