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府相關部會公布的幾則有關去年的統計數字，讓人在第一時間看了大為振奮，包括：去年外銷訂單4,410.1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失業率4.24％，為金融海嘯以來的新低；全球繁榮指數，我國教育排名高居世界第四。這些統計數字，若只看標題文字，真會讓人覺得情勢大好，可以擺脫去年「施政無感」或「經濟谷底」的鬱悶。然而，仔細觀察這些統計數字的詳細內容後，卻讓我們心情為之逆轉，因為在這些亮麗數字或排名的背後，潛藏著未來就業與成長的重大危機。政府各部門非但不宜以前述數字與新聞沾沾自喜，反倒要面對事實，徹底翻轉當前的政策思維。
首先，外銷訂單4,410.1億美元創歷史新高，達到新的里程碑，固然可喜可賀，惟年增率僅微幅增加1.1％，卻是史上增幅第三低。更有甚者，12月及去年全年的海外生產比重，創歷年最高水準，從趨勢來看，整體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重已經四個月連續上升，12月的海外生產比重為52％，寫下歷年最高紀錄。換言之，亮麗的外銷接單數字，未能帶來國內就業的增加，而日益提高的海外生產比重，顯示這個情況的惡化。更進一步說，外銷接單金額提高且海外生產比重同時上升，所產生的獲利增加，只利於企業家，而無法澤被勞動階層，使貧富差距更加惡化。
其次，關於失業率4.24％，為金融海嘯以來的新低，顯示就平均值而言，就業市場似乎有所改善，但若仔細觀察失業率結構，就讓人高興不起來。從年齡層失業率分配觀之，15~24歲失業率高達12.66％，25~44歲失業率也高達4.38％，均高於全體平均失業率4.24％，而45~64歲失業率只有2.31％。預計於月底出爐的年金改革方案，規劃設計提高符合領取月退資格者的年齡，將誘使已在職場的工作者更延後退休，因而「國家未來主人翁」的失業情況勢將更為惡化。另外，針對學歷層失業率分配觀察，國中及國中以下的失業率為3.52％，高中職為4.22％，均低於全體平均失業率4.24％；大專及大專以上為4.58％，其中大學及大學以上的失業率更高達5.37％。學歷越高，失業越嚴重，顯示學用落差十分嚴重。
令人難過的是，教育部卻拿「全球繁榮指數」我國教育排名高居世界第四而沾沾自喜。英國列格坦研究所使用的9個指標，台灣都優於全球平均值，尤其是高等教育就學率、初等教育就學率、小學生師比等項，更是遙遙領先。我國高等教育就學率達83.8％，遠高於全球平均值42％，主要是教育部允許大學浮濫增設以及允許高職與專科學校升級改制所致。甚至因浮濫許可增設研究所，以致每年「生產」45,000名碩士與5,000名博士，而使大學及大學以上畢業生失業率高居各教育層級失業率之冠。至於小學生師比15.3，其實是反映「少子化」與「流浪教師」人浮於事的現象。對此教育部不知檢討，竟然還引以為榮。
上述三個現象，看似互不相干，其實是環環相扣。由於教育部沒有覺察到「少子化」趨勢，長期浮濫允許大學增設以及允許高職與專科學校升級改制，導致大學生持續增加，平均素質降低，7分就可以進大學，這將是全球空前絕後的紀錄。大學及研究所畢業生持續大幅增加，失業率當然提高，「高學歷、高失業率」乃不足為奇。大學「生產」的大學生與研究生，大都以理論為主，在產業的生產流程中，不能全數吸納；產業生產流程中需要一些能實際操作的中堅員工，教育體系卻無法充分提供，加上台灣基層勞工的平均工資高於鄰近地區，產業外移乃自然產生。「資本家無祖國」，何處能獲利，就在何處生產，因而使「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情況日益嚴重，就業與所得分配也隨之日益惡化。
要改善上述情況，中央政府的政策思維應完全翻轉，不宜再「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由上而下規劃與執行，以致訂出一堆在冷氣房產生的冷方案。台灣目前需要的是最能創造在地就業機會的在地產業，而在地產業只有在地政府最清楚。因此中央政府應該把產業發展的政策權下放，在角色上由主導者轉為輔導者、由設計者轉為評比者、由執行者轉為監督者。讓地方政府提出產業發展方案，依照方案所能創造就業的能量，提供相對稱的財源。同時依照產業發展方案的達成結果，評比地方首長的績效，作為未來政黨提名參選或進入內閣任職的參考。如此，地方政府首長才會致力於良性競爭，在地產業可望蓬勃興起，就業與所得將自然增加，貧富差距也因而改善。至於目前閒置的高等學歷人才，也宜由地方政府設法「因才器使」：或許地方政府能順利招商，吸引國際大型企業進駐而成為該地之「在地產業」，從而吸納地方高級教育人才；或者協助地方的「博士農夫」、「博士黑手」，為地方另闢一片天，開創出形形色色的新產業。問題是，中央政府敢放手、願意放手嗎？
首先，外銷訂單4,410.1億美元創歷史新高，達到新的里程碑，固然可喜可賀，惟年增率僅微幅增加1.1％，卻是史上增幅第三低。更有甚者，12月及去年全年的海外生產比重，創歷年最高水準，從趨勢來看，整體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重已經四個月連續上升，12月的海外生產比重為52％，寫下歷年最高紀錄。換言之，亮麗的外銷接單數字，未能帶來國內就業的增加，而日益提高的海外生產比重，顯示這個情況的惡化。更進一步說，外銷接單金額提高且海外生產比重同時上升，所產生的獲利增加，只利於企業家，而無法澤被勞動階層，使貧富差距更加惡化。
其次，關於失業率4.24％，為金融海嘯以來的新低，顯示就平均值而言，就業市場似乎有所改善，但若仔細觀察失業率結構，就讓人高興不起來。從年齡層失業率分配觀之，15~24歲失業率高達12.66％，25~44歲失業率也高達4.38％，均高於全體平均失業率4.24％，而45~64歲失業率只有2.31％。預計於月底出爐的年金改革方案，規劃設計提高符合領取月退資格者的年齡，將誘使已在職場的工作者更延後退休，因而「國家未來主人翁」的失業情況勢將更為惡化。另外，針對學歷層失業率分配觀察，國中及國中以下的失業率為3.52％，高中職為4.22％，均低於全體平均失業率4.24％；大專及大專以上為4.58％，其中大學及大學以上的失業率更高達5.37％。學歷越高，失業越嚴重，顯示學用落差十分嚴重。
令人難過的是，教育部卻拿「全球繁榮指數」我國教育排名高居世界第四而沾沾自喜。英國列格坦研究所使用的9個指標，台灣都優於全球平均值，尤其是高等教育就學率、初等教育就學率、小學生師比等項，更是遙遙領先。我國高等教育就學率達83.8％，遠高於全球平均值42％，主要是教育部允許大學浮濫增設以及允許高職與專科學校升級改制所致。甚至因浮濫許可增設研究所，以致每年「生產」45,000名碩士與5,000名博士，而使大學及大學以上畢業生失業率高居各教育層級失業率之冠。至於小學生師比15.3，其實是反映「少子化」與「流浪教師」人浮於事的現象。對此教育部不知檢討，竟然還引以為榮。
上述三個現象，看似互不相干，其實是環環相扣。由於教育部沒有覺察到「少子化」趨勢，長期浮濫允許大學增設以及允許高職與專科學校升級改制，導致大學生持續增加，平均素質降低，7分就可以進大學，這將是全球空前絕後的紀錄。大學及研究所畢業生持續大幅增加，失業率當然提高，「高學歷、高失業率」乃不足為奇。大學「生產」的大學生與研究生，大都以理論為主，在產業的生產流程中，不能全數吸納；產業生產流程中需要一些能實際操作的中堅員工，教育體系卻無法充分提供，加上台灣基層勞工的平均工資高於鄰近地區，產業外移乃自然產生。「資本家無祖國」，何處能獲利，就在何處生產，因而使「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情況日益嚴重，就業與所得分配也隨之日益惡化。
要改善上述情況，中央政府的政策思維應完全翻轉，不宜再「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由上而下規劃與執行，以致訂出一堆在冷氣房產生的冷方案。台灣目前需要的是最能創造在地就業機會的在地產業，而在地產業只有在地政府最清楚。因此中央政府應該把產業發展的政策權下放，在角色上由主導者轉為輔導者、由設計者轉為評比者、由執行者轉為監督者。讓地方政府提出產業發展方案，依照方案所能創造就業的能量，提供相對稱的財源。同時依照產業發展方案的達成結果，評比地方首長的績效，作為未來政黨提名參選或進入內閣任職的參考。如此，地方政府首長才會致力於良性競爭，在地產業可望蓬勃興起，就業與所得將自然增加，貧富差距也因而改善。至於目前閒置的高等學歷人才，也宜由地方政府設法「因才器使」：或許地方政府能順利招商，吸引國際大型企業進駐而成為該地之「在地產業」，從而吸納地方高級教育人才；或者協助地方的「博士農夫」、「博士黑手」，為地方另闢一片天，開創出形形色色的新產業。問題是，中央政府敢放手、願意放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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