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著名反貧困組織「施樂會」（Oxfam）指出，全球最富有的62名億萬富豪財富總計，相當於全球50%較窮人口（35億人）的資產總值。OECD警告：貧富懸殊狀況倒退至1820年水準，恐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引爆大動亂。
中研院社會變遷調查發現，認同自己是中層階級者，從40%降到32%；自以為中下階級者由50%竄升至64%。中產階級逐漸消失，社會形成兩極化發展態勢。新台灣智庫民調，近八成民眾認為台灣貧富差距嚴重，貧富懸殊是民怨之首。
國際間常用的所得分配衡量指標，有家庭所得五分位法或二十分位法以及基尼指數來評量。我國政府慣用五分位法，最高所得的20%家庭總所得除以最低所得的20%家庭總所得，所得差距大致都在七倍左右，最窮的20%家庭已連續八年「負儲蓄」，去年每戶平均入不敷出約2萬元。但若以歐美慣用的二十分位法，前5%富有家庭是後5%貧窮家庭的99.4倍。
基尼指數是衡量每百分點家庭所得變化狀況，基尼係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二十年前我國基尼指數為0.25，與瑞典相當，屬所得極為平均的國家，而今已達0.35，逐漸靠近警戒線。上述兩項指標都顯示貧富差距日趨惡化。
台灣前5%富人 實際稅率不及5%！
1980年美國總統雷根和英國首相柴契爾聯手推動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成為不可違逆的趨勢。主張小而美的政府，一切尊崇自由市場；公營企業應全面私有化，賤賣給財團；強化使用者付費觀念，反對社會福利，以免造成浪費和依賴；自己人生自己負責，努力、奮發向上就能免於貧困，貧困的原因是自己造成的；推行勞動彈性化，派遣、時薪瓦解勞動保護；降低稅負，以利投資。
大幅減稅，其理由讓有錢人保有更多的錢，用來投資或消費，增加就業並帶動景氣，惠及社會各階層；認為不平等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一九八一至一九九二年，美國在雷根和老布希主政時，採取供給面經濟派學者的「減稅政策」，初期的刺激雖帶來經濟復甦，但貧富差距亦隨之擴大；一九八九年時排行前1％的家庭，擁有全國總資產39％。
我國以美國為馬首是瞻，大力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公營事業民營化，將三商銀、交通銀行、台北銀行等拱手讓給財團，金融財團以小吃大迅速併購，十年間資產暴增十倍。獨佔的中油、電信、電力、中鋼公司大幅釋股，利潤與財團雨露均霑。富人加速資產積累，擴大貧富不均。
台灣減稅成績亮眼超前世界各國。長期以來，政府為財團巨富努力效勞，至今仍未課徵證劵交易所得稅與房地產據實課稅。富人炒股賺了千萬上億，竟然分文不用繳所得稅；炒作房地產暴利所得，卻只依極偏低的公告現值計稅，這些以錢滾錢的資本利得減免，是租稅不公平之最。
馬英九最大的「德政」，是將遺產贈與稅率從50%降到10%，富人可代代世襲；營利事業所得稅從25%驟減為17%，不及美、日39%的一半。台灣實施獎勵投資條例30年，再以促產條例接續20年，企業與資本家獲得半世紀的租稅減免；加上兩稅合一，企業繳的營所稅可讓分紅的股東抵減，以致有大股東無須繳稅還可退稅的荒謬現象。
我國採累進稅制，邊際最高稅率為45%，淨所得超過400萬者，應以此稅率課徵。但因為對富人過度的租稅減免，最富有的前5%的富人，實際繳稅不及5%，比受薪階級還低。去年所得超過百萬者，有28,958戶的人因租稅優惠而不需繳稅；8,000戶分得的股利高達1,600億元，依兩稅合一得享稅率減半優惠。因此，繳稅大咖是受薪者，薪資所得佔所得稅75%，而 OECD 國家平均僅佔49%，美國則為55%，各國靠租稅來平均財富，台灣因稅制不公，反成逆分配的失能稅制。
官方常說只要經濟發展稅收就會增加。舉年經濟平均成長率為證，1990到2000年8%；2001到2010年4.5%，但稅收不僅沒有增加卻反而減少。國民租稅平均負擔率（稅收總額除以 GDP）從1990年的20%，一路降至12%，全球最低。因過度的租稅減免，敗壞稅基，呈現稅收彈性係數小於 1，亦即 GDP 成長1%，稅收並未跟著成長1%，僅0.3甚至為負。
貧富差距大 社福津貼 vs. 不公的稅制
透過租稅縮小貧富差距，僅拉近 0.11倍（約7%），不如歐美35%~60%。政府另一手段是對貧困者給予津貼補助，經由政府移轉收支，縮短了1.53倍。當中93%是靠福利支出來縮短貧富差距，而財政日益艱困無力補貼，貧富差距將迅速拉大。例如，長期以來社會救助只能照顧1.1%家庭，三年前新法預計增加到3.6%；但預算無法倍增，實際仍未達2%，低於國際平均的5.5%、美國的14%、歐盟的17%。
政府財政赤字加鉅，國債沉重。2000到2007年每年赤字3000億元，2008至2011年間，每年赤字4500億元。累積國債高達24兆元（含隱藏性負債），逾 GDP 的150%，與希臘相當。加上軍公教、勞工年金給付、老年長照支出等龐大開銷，國家面臨破產，如何倚賴福利津貼縮短貧富差距？
青年貧窮化 台灣最大的國安危機
2010年台灣經濟成長10.8%，是金融風暴後的佼佼者，但每月所得不及2萬元者高達104萬人，比金融風暴時增加 22萬人。當年勞動生產力上升16%，而雇主支付的勞動成本反而減少11%。台灣薪資所得貧窮化居四小龍之冠，10年來工資升幅僅12.8％，韓國58%、新加坡60%。全國薪資總額佔 GDP 僅44%，韓、港、星、日、美及歐盟約50到65%之間。十幾年前韓國平均薪資僅台灣的80%，如今優勢逆轉，台灣反不及韓國的60%，我國平均工資倒退至16年前。
青年人就業環境日益惡化，長期失業的年輕人比率日增。正職難覓，許多人只能找到時薪或派遣工作，不但工作不穩定，且不如正職人員一週工作五天可領七天薪水，應了當年勞委會主委名言：No work No pay。22K 是新世代的低薪魔咒，如同宿命，官方、學校和企業多以此低薪來雇用年輕人。
這一代年輕人被稱為崩世代，看不到未來。上一代憑藉掌權優勢，立下最優惠的年金制度，軍公教退休年金所得替代率高達90%，再依物價指數及隨同在職調薪，又有年終獎金，加上18%優惠利率存款，所得替代率幾乎可達100%，退休金和在職時薪資一樣高，台灣與希臘的優厚退休年金傲視全球。台灣國民平均租稅負擔率僅12%，而福利天堂的瑞典，稅負率高達50%，公務員和勞工年金所得替代率不過70%，OECD 國家平均約56%；加上24兆元的國債，債留子孫，造成世代間雙重剝削，難免衍生世代衝突，並加速崩潰的危機。
1993年，我國鬆綁學費，強化使用者付費。十年間，公立大學調漲49%，私立大學調漲18%，教育嚴重商品化，剝奪學生受教權和發展權。最近教育部公布，學貸負債者在學學生有32萬人，畢業生62萬人，總計學貸青年為94萬人，近10年成長了6.97倍。弱勢家庭子女大多進不了公立學校，須負擔更高的學費，私校生學貸人數是公立大學的四倍，一畢業就得背負數十萬元甚至百萬的債務。
統計分析，私立大學生的就學貸款負債與年收入之比率高達121.6%，世界最高；每月還款金額和月所得之比率達12.5%，亦為世界之冠。這種階級複製無法翻身情況，更惡化所得分配。
政府財政困窘，教育經費拮拒，目前教育預算佔 GDP 約3%，不如香港4.2%、韓4.6%、美日5%、OECD 的5.5%，更遠不如免學費國家芬蘭、瑞典的8%。未來弱勢青年依賴學貸恐更甚於當前，負債則使青年跌入貧窮深淵。
改善所得分配 拯救崩世代
首先，應從勞動所得（初級分配）的改革著手：廢除基本工資，改採國際標準的最低工資，依勞工家庭生活所需訂定；扶助工會協商勞動條件，訂定優於勞基法的團體協約；立法限制非典型勞動的「時薪」和「派遣」雇用，強制同工同酬，福利保障應與正職者相同。
國際勞工組織對最低工資的定義：「可提供勞工及其家庭依當地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最低需求」，讓其安心工作，以維護勞動尊嚴。目前基本工資為20008元，個人低標生活都不夠，怎可能再扶養（平均一戶）一點二五口？
時薪和勞動派遣，因不須負擔假日工資、產假、加班費，更可省下資遣費、退休金及各項福利支出，資方逐漸以此替代正職員工，拉低工資、瓦解勞基法，侵蝕勞動人權，奪取生產剩餘價值。
最近勞動部委託學者調查發現，台灣聘僱外勞達60萬人，外勞已成為台灣第三大族群。雖非造成台灣勞工低薪的元兇，但至少是幫兇。調查顯示產業僱用外勞占比愈高，愈壓抑本勞薪資水準，惡化勞動條件。政府應管制外勞總數，不應持續鬆綁外勞引進，擴大外勞核配比例。以上是勞動所得改善的具體建議。
其次，稅制（重分配）的改革：降低薪資所得佔稅負的比率，從目前的75%降至50%；復徵證劵交易所得稅，土地房屋買賣依實價課徵所得稅；對非自用住宅者加倍重課持有稅（土地稅和房屋稅），杜絕炒作、囤積居奇，又可倍增地方政府稅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說，富人「總資產淨報酬率」高於「經濟成長率」，有錢人錢滾錢速度遠遠超乎一般人，貧富差距急速擴大。他建議課徵「富人稅」，主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課不動產交易所得和持有稅。
稅改應明訂目標，說服企業和富人共體時艱，解決當前國家困境。逐漸取消富人過度租稅優惠，讓租稅平均負擔率從12%漸漸恢復到正常國家的20%稅負率，使國家財政健全，增加社會安全預算，照顧貧困者。貧窮線應以國際標準定義，擴大至近貧階級的照顧，對中下階層家庭給予教育、醫療、生活的補貼；增加助學金、獎學金，協助弱勢青年就學，逾期無力償還的學貸，由政府概括承受。落實教育公共化，降低學費，逐漸朝免學費目標邁進。維護健保社會互助的醫療制度；戮力進行年金改革，降低所得替代率過高的年金給付。這是筆者第二大項改革的具體建言。
借鏡北歐 打造理想國
至今未見新政府具宏觀政治家提出的願景，舊官僚氣息的「新」閣員，缺乏進步理念，只求穩定保守，執政蜜月期過後，公民社會大失所望的反撲，即將是新政府焦頭爛額的開始。沒有願景，無法團結國人，年金改革勢將遭受強大利益團體的反挫，最後只能微修，失卻公平正義，恐紛亂無功。至今新政府提出的稅改，具體的僅有營業稅增加1或2%、遺產贈與稅率調高至20%或30%小幅度改革，既乏激奮人心的願景，又顧慮既得利益者反撲，瑟縮不前。
1930年，瑞典經歷全球最多罷工的動盪，又逢全球大蕭條時代，社民黨在艱困中取得執政，首相阿爾賓‧漢森以「人民之家」願景號召國人，倡議「自由、平等和團結」理念。促成勞資代表每年在薩爾茲耶巴登，進行薪資和勞動條件的協商，增進理解與合作，終止罷工，「瑞典模式」成為國際典範。說服資本家繳50%重稅，支持永續福利制度，締造從搖籃到墳墓，完善照顧人民的人間天堂。因免學費而不損及有天賦的貧困青年發展，增加國力。從而提供最有創造力的優質勞動力給企業，勞工的創新使許多企業的產品躍升為世界大品牌，名揚國際。瑞典在國際間進行人道救援、和平促進工作，在在值得新政府研究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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