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投資與財富管理編輯 馮濤
“英國《金融時報》2015年度中國高峰論壇”10月16日在杭州舉行，在論壇圓桌討論之一——中國經濟新格局、新增長暨首席經濟學家年度圓桌討論——環節中，數位國內外金融機構首席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在全球舞臺中的作用、人民幣匯率改革以及中國經濟現狀是喜是憂等問題給出了自己的見解。本文是嘉賓討論整理稿。
路透社前全球總編輯史進德：中國經濟在全球舞臺上的作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重要，我們要瞭解目前發生了什麽？人民幣的變化也成為西方社交場合中的話題。我們希望能夠通過今天到場嘉賓的討論給大家一些想法。目前說到中國的經濟已經越來越失衡了，跟之前的毛澤東時代相比失衡了。這當然是一個讓人覺得害怕的說法，那麽現在中國的經濟情況壞到什麽程度，還是說大家講的太誇張。各位是樂觀還是悲觀的態度？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大中華地區經濟研究主管朱海斌：最近幾個月對中國的經濟來說，從歐美的角度來說是悲觀的。再加上最近幾個經濟數據低於市場預期，市場的很多信心在慢慢變糟，從某種角度說，中國這幾年雙速經濟，傳統製造業、尤其是產能過剩行業境況是很差的。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杭州等地一些創新行業，它們的發展速度仍然是非常快的，包括服務業。這些都是一個再平衡的過程，我們首先要看到，整個經濟並非全是陰暗的。
另外一個剛才提到，可能我們之前無論是政府還是海外投資者，對中國再平衡過程中短期面臨的陣痛缺乏足夠的認識。此前無論官方還是市場，大家都預計中國基本上保持7%的經濟增長，但是從2007年累積的過剩產能，尤其在製造業領域，包括房地產等一些支柱型產業，這些行業的調整帶動經濟比較明顯的下行，具體反映到目前的實際困難。
另一方面企業累積的債務是非常高的，根據摩根大通的計算，中國企業債務占GDP的水平是全球最高的。未來幾年，我們在調經濟結構過程中必須要重點解決，在這個過程中穩增長，是個非常高難度的動作。今年在調控政策上有一些問題是要反思的，包括在一些主要的改革領域方向、一些策略上，比如說像去年的財稅改革，但是我們在政策里並沒有對沖。今年最大的一個失望的地方，政府原先想希望通過PPP這種模式來支持比較穩定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是目前效果不好。所以說從政策面來看，對當前的調整期要有足夠的認識，要有足夠平衡的一些措施來防範經濟快速回落的想法。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樂觀和悲觀是相對於預期來說的，如果說你對可能走到現在的原因有一個清楚的認識的話，對於現在數字的變化你就沒有那麽多的意外。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們看到全球金融化的倒退，這個是全球貿易的增速，除了2009年非常大的峽谷之外，現在的貿易增速是最近20年最低的增速。與此同時你看中國的問題，就是2005年開始人民幣開始持續的升值，我們一方面看到美國在工業化上取得的進展，另一方面中國在世界工廠主動的退出成就了這樣的過程。
現在碰到的問題，一個調查顯示，最近幾年連跨國公司的增長也非常困難。成本、匯率的上升，所有的那些國內成本的上升加上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都是有效匯率的組成部分。所以現在遇到的問題是，所有可貿易程度高的行業都出現了困難，和你是否在從事出口沒有關系。所以我們從外貿的依存度來看，中國在2008年之前我們的外貿比之前要高幾十個點，現在我們已經低於這些年的平均水平。我們對於全球市場的應用低於中國經濟的體量在中國的比例。國慶的時候，旁邊的朋友都在消費，但是國內的消費統計數字並不是很強，大部分都到國外去旅游了。講到未來中國的前景，在過去十年裡講的都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故事，而現在講的都是未來全球為中國生產，而不是中國為全球生產。現在的增速比潛在的增速要低，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匯率的問題，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這樣一個周期可能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最困難的一個周期，可以做類比的話，只有1997到2002年的周期，而我們比那個時候要糟得多。比如說1997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歐美首先沒有任何的影響。但是現在在2008年之後歐美沒有得到恢復，所謂全球化是由美國、美元領導的全球化已經結束了。新的平衡也就意味著新的平庸，我們要跟非凡的高速增長的全球化的周期說永別了，這個是外需。同樣1997年到2002年內需，1998年我們有第一單抵押貸款，那個時候大的城市化的建設成為拉動中國的內需。如果現在中國的二三四線的房地產沒有出新的話，傳統的城市化的高潮也將過去。所以當前肯定比以前困難得多 。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執行院長張春：中國是碰到一些問題，主要是中國傳統以投資和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碰到的問題，現在中國在轉型，這個過程是比較艱難的，所以究竟能否轉型，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首先，轉型的潛力是存在的，因為中國現在無非需要更多的消費，更多的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因為中國人均GDP還是比較低的，中國有大量的農村人口，他們的消費水平比較低的，所以從這點看消費有很大的成長空間。這個就取決於政府下一步要有一些推動的改革，推動改革以後才能把消費提高上去。不能光讓市場自己來做這一塊。
政府推動改革，促進朝更消費的導向經濟增長轉型，我覺得有四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要加大社保的投入。如果我們2009年的4萬億放到社保中，我剛才說的那些農村的低收入家庭，他們就敢於消費，但現在他們將很多的錢存起來防老和病，所以說政府一定要加大農村社保的投入。
第二，中國要加大服務業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增長點是第三產業而不是製造。第三產業主要有金融、健康、文化、快樂產業。其中的發展空間是非常大的。老百姓的金融服務，企業的金融服務程度都非常的低，健康就不說了。中國好的醫院沒有幾所，大家都要爭著看病，這麽多的人口，健康不能滿足的需求是非常明顯的，為什麽我們不對這個需求加大投資？當然，這裡面不完全是投資的問題，現在很多的學生都在做健康的產業，我相信未來會有很大的發展，但是需要政府推進改革。因為在這些行業裡面政府主導的企業包括國有的醫院、金融機構都是占主導地位，而且其中還有一些很不公平的機制體制在。政府一定要推動這些行業的改革，這其實就是服務業的改革。
第三，解決所謂的輕資產企業的融資問題。中國現在融資只要是有抵押、擔保，有國企背景就好。但是現在的服務業都是輕資產，所謂輕資產就是重人力資產。這些企業怎麽樣能夠拿到融資，這裡面政府有改革的地方，其實國有的企業很難做到這一點，要大力發揚民間的金融機構。
最後，中國的金融監管和決策一定要更專業化和透明化，因為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和融資都是非常的重要，包括我們和國外的溝通。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第一，關於現在悲觀預期，與你的預期有很大的關系，因為我們熟悉了過去十年的高速增長，也經歷過比較短暫的經濟周期波動，而沒有經歷過一次很長很深刻的全面結構性調整。我覺得應該是過去20年第一次，所以說我們還以以往的小周期去理解它，以為很快就過去，重新回到原來的狀態，其實本身就帶著一定的出位，這種出位是我們對很多現狀很失望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另一個是對新常態的判斷，目前確實進入了一個比較深刻的調整時期，外部和內部很多基礎性的東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中國未來更長的發展模式都有一個全新的影響，這些所有的東西都要重塑，要真正清楚未來的方向和基礎，我們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
第二，匯率，匯率機制和外匯管理的體制。我們過去十年或者說更長時間的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是和我們的匯率有關系。我在過去十年見證了整個金融業資產迅速的擴張。我們的銀行業總體規模2003年的時候是將近30萬億人民幣，到今年年底超過200萬億。這種增長速度和我們的經濟增長有關系，另外和外匯也有很大的關系。但是我們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期。我認為未來最重要的改革，政委他看到的希望，我也看到的困難。現在內外各方面的原因對它的制約因素非常的多，因此調整是非常慎重的，什麽時候能夠真正的回到我們所謂的市場機制決定的水平上，還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這個是希望所在，也是最大的挑戰所在。
第三，大家更多看到的是實體經濟層面的困難，講企業的困難，講實體結構調整中的困難。未來的金融業也可能會出現困難，因為實體所有的困難都會反映到金融業。今天金融業看起來不錯，但是我們也要註意任何經濟周期調整過程中，金融業是周期性很長的行業。比如說現在看到它覺得它很好，讓它支持實體經濟，但是最後的所有的問題有可能都集中在金融業的部門中最後得以體現。或許我覺得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中，不斷上升的金融風險是對銀行體系越來越大的考驗，這個是我們未來要關註的問題。再加上利率市場化不斷推進，以前因為盈利高還可以覆蓋這種損失，但是盈利下降的話，你這種對沖風險能力在下降。那個時候會不會帶來新的考驗，這個是一個關註和討論的問題。
史進德：接下來我們講講國有企業，因為要講到中國經濟新格局的時候，我們就會想到老格局是不是被推翻？大家覺得國有經濟是否發展過快？未來的一些改革如何來推動國有企業更好的適應中國經濟新格局。
朱海斌：中國經濟要轉型，政府有一些是要推動的，尤其是在服務業這一塊，服務業裡面有很多的行業其實是政府控制的，包括國有企業，所以中國的服務經濟要發展起來，國有企業必須要有很大力度的改革。政府一直說PPP，但是最近我們看了實際的推動，改革的推動力度，包括最新的一些文件，還是離預期要達到的結果有比較大的差距。所以我覺得這個和我們經濟增長點，推動消費和服務業增長的方向是有一定的障礙，這個是下一步一定要推的。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今年的國企改革是一個重點，跟我個人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主要是在幾個方面：一方面，如果我們回顧中國在八九十年代以來的改革，在國企改革領域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是黨政分開和政企分開，我們在國企改革的文件裡面有某種程度的倒退。國企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整個國企經營的效率和整個企業改革的效率。怎麽樣提高效率呢？在國企改革領域，我原先很期望的是不同國企改革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會劃分一些競爭性的行業和一些自然的政府需要壟斷性的行業，這個和我們的改革策略是不一樣的。如果在競爭性的領域有很明確的劃分，在這些競爭性的行業裡面，我們更大程度的開放這個行業的準入，讓民營企業也進來。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這種雙軌制或者說新的企業，其改革效果是最有效的。目前的討論更多是局限於在競爭性行業更多的允許混合所有製程度更高。但是至少到目前我的理解並沒有很明確的談在開放市場公平競爭這一條，這個是我個人希望在今後的國企改革裡面能夠有比較大的突破。
魯政委：對於國企的改革，中央今年發了一個文件。我個人對這個總的看法在內外壓力並存的情況下，國企改革的前景依然是危中才有生機的。為什麽這麽講？因為理解中國國企改革的過程，財政是始終支持中國改革的關鍵。在舊有的模式下，政府的財力不足以支持的時候，我們才會推進新的變化，否則我們沒有動力去乾。1978年的改革政府的財政已經要崩潰了，小平同志出來推進了改革。1992年南巡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正是因為有了1992年的改革奠定了此後的一段時間，我們大概到2002、2003年差不多走出來。由於在2003年到2013年中國政府的財力顯得非常的雄厚，沒有政府搞不定的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是沒有動力改的，在2003年到2013年國企的改革沒有取得進展，而國企壟斷性不斷增強。可是到現在我們的財政變得不再那麽的有錢，我們的國企也不再那麽有錢了。怎麽辦呢？找PPP，就是過去政府經營和控制的領域讓民營資本進來，政府要購買服務，政府過去是不購買服務的；但是將來不是這樣的，這就意味著民營資本進來了。中央關於國企改革，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未來要有管理企業，更重要轉向經營資本，在國家層面成立國有資本的運營平臺，把它通俗的理解，未來對國有企業更像一種現在社保基金投資股票市場的模式。社保基金有一筆錢，先招募投資管理者，投資能力可以，給一筆錢幫我投資，由基金去選認為比較好的回報買進去，如果預測公司業績不行馬上抽回來投到別的公司，未來國有資本要向優勢企業集中。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一點給民營資本提供機會。
國際上的壓力，最具有代表性的是TPP，不管中國是否進去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它的變化。如果這一次通過，西方七國已經有三國都在裡面了。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只要美國一直推這個東西，因為TPP不是奧巴馬政府的頭腦一熱，是上一屆政府就提來了。 而且你現在中國和美國談的任何一點，都是跟TPP下的投資保護的精神一致的，你跟它差太多，它不會讓你過的。而TPP裡面關於國有企業，其實為民營資本的進入打開了一個非常大的空間。因為在國有企業講的很清楚，你可以乾，你不能向它提供任何讓它違背正常企業競爭的東西，政府要制定價格也可以，但是也得提供其他的企業提供比你更低的價格。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在中國的所有的問題都需要時間，而最終的目標和方向都是樂觀的。
張春：在過去十幾年的增長過程中，國有企業（SOE）是一個大推進的推手，現在看到的這些良好的基礎設施都是它做的。另一方面SOE是中國PK跨國企業重要的工具，可是它的表現差強人意。通常大家說的外戰外行，內戰內行。是不是大家說我們把它賣掉做一個理想的方案呢？我也不覺得是，因為這是我們國家的性質所決定的，相對而言今年的改革方案有一個點是比較明確的，一旦有競爭性的領域，很多就可以賣掉或者說變現，這個變現的籌碼一定是由民間的機構來負擔的。總體來看，現在中國經濟最大的困難在於有一些宏觀部門局部的資產負債表已經僵屍化了，我們的地方政府已經僵屍化了，因為你還有一些資產，通過這些資產的購買或者說吸收，你能夠把這一部分杠桿轉移到可以加杠桿的部門中去。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對目前的方案有各種各樣的不滿，但是總體的方向不變的。截至到2013年底，中國政府擁有的凈資產是35萬億人民幣，國有部門有85萬億人民幣，居民部門263萬億人民幣。如果真正在股權意義上做一個充分的混合所有制，使得國有企業的ROE從現在5%6%到現在接近10%的水平，這一點使得每一年GDP提高兩個百分點，需要多少的時間，能否有標志性的成果，有一個成功的案例，才能建立比較好的風向標，才會讓大家介入到國有企業的改製和改造當中去，做更多的規劃，不如做一個發生的實際案例，比如中石化，才能為民間資本梳理充分的信心。
曾剛：對中國的改革和實際操作，很多人不是特別的理解。正常來講，做一個改革的方案和規劃，一定是宏觀大的。因為涉及的國有企業的類型很多，不可能有特別明確或者說細的操作的方案，所以只有一些原則性的提法。這會導致很多觀察者很失望。這本身是一個政策制定的流程，作為一個整體規劃的藍圖和方向。具體到某一個行業、企業，改革的方案有一個系統的全新的設計，比如說具體到某一個銀行業，它這個方案還要再進行一個系統的規劃，然後由國務院來審批和執行。具體的方案和整體的架構規劃之間是有落差的，我們不能拿特別具體的方案的要求來看總體規劃，我個人覺得還是樂觀的，至少方向還是有的，當然不同的行業會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但是有這個方向始終是一個非常大的內容，因為它涉及的內容很廣，很多地方是值得期待的。因為從我在銀行業的角度來講，我看到很多國有銀行做的改革，在整個行業裡面是領先的，這些嘗試會遇到很多的困難，但是目前看起來進展還是有的，所以也要期望。
第二個問題，我贊同朱海斌講的。你會發現在競爭性行業中，競爭越激烈的行業裡面國企的效率是越高的的，不一定要你給它規劃，但是根據競爭中建立一整套的制度，未來也會根據不同類型的國企的領域，如果在進一步細化的話，會需要一些不同的市場準入放開的規劃，通過這種外部競爭的引入，促進企業內部制度一方面要改二要做實。所以從市場競爭的角度約束對它的推動也是不可忽視的，未來可能會需要對我們現有的國企所涉及的主要的行業，應該有一個分別的市場開放的規劃，這樣的話配合國企改革的話，效果和預期會更好。
史進德：中國會有新的五年計劃，對中國的經濟來說這樣的發展是很正常的。大家覺得對新的五年的發展中對經濟的發展可以預期到哪些？
邵宇：接下來五年乾得好的話我們是歐美，乾得不好的我們是拉美。如果按照7%的增長速度，我們的人均GDP將接近13000美金，在這以上就是發達國家。但是中等收入國家是不計其數的。第一，大概率我們會全面的放開二胎，根據我們實際的情況來看，我們需要一次補償性人口紅利的釋放，但是現在的很多人允許她生或許不會生。如果你多一個孩子的話，你一個家庭需要多十個平方的居住面積，還有你的車原來是五座的要換成七座的。第二，關於“十三五”的規劃，核心一定是創新再創新，重要的事情說三遍。我們知道老的增長模式主要是要素推動，我們夢想成為一個創新的大國，但是別忘記了這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真的要創新驅動，你看看真正中國的諾貝爾得主的人數就可以了。我們還有中間的成本要素效率提升的驅動，這個東西是必不可少的。這裡麵包括新技術，新產品新組織和新業態在“十三五”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終要得到世界的認可。
史進德：最後的五分鐘，各位覺得2016年最大的風險或者說機遇是什麽？
朱海斌：經濟下行的風險還是蠻大的，這個不見得是一個壞事情，剛才在座的也說了中國的經濟還是相當不錯的，即使沒有7%，現在增速5%的話，比美國、日本、歐洲還是好很多。我覺得即使經濟下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倒逼中國一定要去改革；這樣的話中國的潛力肯定在那裡，只要中國這一關改革，我剛剛講的中國政府必須要做的事，如果能夠做到這樣，那我相信中國下麵還有一段相當長的經濟增長的潛力在那裡。我相信是有風險的，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包括股市、匯率等等。這一點我相信中國當局金融專業水平要大大的提高。
邵宇：要把2016年中國經濟總結為一個字的話，就是還得“熬”，經濟下行的壓力短期應該說還是在的，尤其像剛才提到產能過剩的行業，今年2015年，雖然經濟下行大家可能忽視比較正面的，2015年是第一次看到在產能過剩行業的，比如鋼鐵、水泥、汽車第一次出現負增長，確確實實看到去產能在推行，經濟下行壓力會持續，調整期在未來一兩年應該說還是新的常態，從經濟增速來看不容太樂觀，正面希望看到新的領域，尤其像創新，包括像中國製造2025，製造業技術方面的創新，包括在杭州非常火熱互聯網+商業模式的創新，一些新興的行業，包括張春教授提到大健康行業，醫療、服務業推動的，這些行業怎麽樣在調整過程之中能夠健康的發展，在中國未來幾年仍然會是新常態。
魯政委：對於明年來說風險和機遇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上，風險在哪裡，還像現在這樣繼續守，如果資本帳戶不斷的開放和匯率彈性不兼容，是所有發生貨幣危機經濟體最關鍵的問題，目前資本不斷開放和彈性不夠的組合顯然不可持續，所以這是風險。如果繼續守帶給我們是什麽，風險機遇是什麽，如果明白風險點，控制風險點，在資本帳戶開放的時候，加快推進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半年之後人民幣就可以復蘇，保住7%沒有障礙，所以成敗在一念間。
張春：第一美聯儲加息，第二包括中國在內新興市場競爭性的貶值，世界上將如新一場危機的模式，明年的最大計劃是“十三五”開局之年，有一大批深度城市化的項目在實施，很多農民工落戶城市所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這一點非常重要。
曾剛：好消息實體經濟最快的或許很快慢慢會過去，見底會很快，去庫存的過程可能會逐漸的結束，加上明年“十三五”規劃的出台，實體應該會逐步好轉，剛才講到好多基礎性的改革需要花很長時間去推進，所以不見得會是很明顯的反彈，但是去庫存這個階段應該差不多。壞的一面去杠桿沒有結束，未來的風險集中在企業層面上，未來關註的重點逐步從實體轉到金融領域，應該保持一個密切的關註。
史進德：感謝大家的精採的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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