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另類雞湯ROBERT H. FRANK
Roger Viollet/Getty Images
1913年前後,盧浮宮加強了對《蒙娜麗莎》的保護。這幅畫之所以成名,有一部分是緣於之前被盜。
偶然事件對於命運的改變,比許多人以前想像的要大得多。
當好運以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降臨,比如有人中了彩票,我們大部分人不難看出來。但這種偶然因素往往以不易察覺的方式起作用,因此人們容易構建出一種邏輯,將成功描繪為必然的。然而,這些成功故事幾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誤導性,而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會對公共政策產生令人意外的後果。
來看看《蒙娜麗莎》(Mona Lisa)的歷史吧。這或許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一幅畫。在誕生之初的大多數時間裡,萊昂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這幅畫作一直默默無聞。直到1911年,它從盧浮宮被盜,方才突然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
兩年後,這樁廣為人知的盜竊事件終於告破。當時,盧浮宮的意大利維修工溫琴佐·佩魯賈(Vincenzo Peruggia)試圖將這幅畫賣給位於意大利佛羅倫薩的烏菲齊美術館(Uffizi Gallery),隨即被捕。此人歸案再次引發人們對《蒙娜麗莎》的廣泛關注,它的圖片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媒體上。
在之後的多年裡,這幅畫逐漸成為西方文化本身的代表。但是,如果不是因為當初被盜,我們大多數人對它的了解,不會比萊昂納多·達芬奇同一時期創作的另外兩幅鮮為人知的油畫更多。後二者就掛在盧浮宮內與《蒙娜麗莎》相鄰的展廳內。顯然,就像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一樣,《蒙娜麗莎》之所以這麼出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大家知道了它的存在。
職場和藝術界是一樣的。幾乎每個人的事業軌跡都是由一系列複雜的步驟組成,其中的每一步都取決於前面邁出了什麼樣的步伐。如果早前的步伐中有任何一步是另外一個樣子,幾乎可以肯定,整個軌跡也會因之不同。
而在最初的步伐中,有些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合理的結論:所有成功的職業生涯至少都包含些許的運氣成分。
比如,一個人的出生日期就可以產生非常大的影響。2008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大多數出生在夏天的孩子往往是班上最小的學生,而這似乎解釋了為何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太可能在高中期間擔任領導角色,因此就像另一項研究顯示的,也就不太可能在以後的生活中獲得優質工作機會。2012年刊登於《經濟學快報》雜誌(Economics Letters)的一項研究也顯示,出生在6月和7月的美國企業首席執行官比單就概率計算應該出現的人數少了將近三分之一。
就連姓氏的首字母也有可能是人們取得的成就天差地別的原因。比如,200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對於美國最頂級的十個經濟學院系的助理教授來說,其姓氏首字母在字母表中的位置越靠前,就有可能越早獲得終身教職。研究人員將其中的原因歸為經濟學領域的一種慣例,即發表論文時按姓氏首字母對共同作者進行排序。這項研究還指出,心理學領域的教授發表論文時排名不按姓氏字母順序,就不存在類似的效應。
認可偶然事件的重要性,不是為了證明成功不依賴於天賦和努力。事實上,在競爭極為激烈的領域,表現好的人幾乎總是極具天賦而又非常勤勉的人。就像沃倫·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的控股公司伯克希爾-哈撒韋(Berkshire Hathaway)的副董事長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曾經說過的,「要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最穩妥的辦法就是努力讓自己變成值得擁有那一切的人。」
對於渴望獲得物質成功的人士來說,最有用的建議或許是在被他人看重的某一領域掌握自己的專長。這種專長不可能來自運氣,而是要靠成千上萬個小時的刻苦努力。
但光有天賦和努力是不夠的。運氣也很重要。即便是最有能力、最勤勉的人,在南蘇丹獲得成功的機會也微乎其微。並不是說,在擁有高度發達的法律、教育體系及其他基礎設施的富裕國家,理應獲得成功的人就一定能成功,但他們的幾率會大很多。
出生在一個良好的環境裡,是我們所能掌控的為數不多的一項運氣——也就是說,我們至少能決定讓自己的孩子擁有多大的運氣。不過,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並不好,至少在這二三十年裡是如此。最幸運的人群在變得更加幸運,儘管他們的人數減少了。而不幸人群的基數卻在增加,其運氣也在變得更差。
出現這些變化,有一部分原因是教育方面得到的公共支持急劇減少。比如,無黨派機構預算與政策重點中心(Center for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在2015年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2014至2015學年,各州在每個學生身上的平均支出比2007至2008學年降低了20%。2015年從四年制學院畢業的學生,有超過70%背負着學生貸款,平均額度達3.5萬美元。
因此也就不必奇怪,一個人能否享受大學學位帶來的好處,會持續地嚴重依賴於其家庭收入狀況。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高等教育與民主聯盟(Alliance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Democracy)和佩爾高等教育機會研究所(Pel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Opport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共同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2013年,收入水平處在前四分之一範圍內的家庭的子女,有77%在24歲前拿到了大學學位;相比之下,來自後四分之一收入家庭的學生拿到學位的比例只有9%。更讓人不安的是,即便排除了大學前的學術能力測驗分數的影響,這種懸殊的差距依然存在。
人們有低估運氣的作用的傾向,這幫助促成了如今這種令人不安的狀況,因為它降低了選民們支持有可能帶來經濟成功的公共投資的意願。但納稅人就是想避開無關個人痛苦的需求。
來自社會科學研究的證據證明,除了一定程度的收入門檻,人們的幸福感更多地取決於他們的相對購買力,而非他們支出絕對值的多少。如果最高稅率略微高一些,所有的住宅都會略微小一些,所有汽車都會略微便宜一些,所有的鑽石首飾都會略微樸素一些,所有慶祝活動的開支都會略微低一些。定義「特別」的標準會相應地發生改變,讓大多數成功人士感覺相當滿意。
幸運的是,這裡有一個簡單的解決之道:2010年發表在《情緒》期刊(Emotion)上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只需敦促人們反思自己獲得的好運氣,就有可能讓他們更願意為公共利益做貢獻。所以儘力讓你身邊那些比較成功的朋友們談論自己幸運的經歷。在這個過程中,你或許能增加他們支持一些能提高下一代成功幾率的公共投資的意願。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你也會聽到一些有趣的故事。
羅伯特·H·弗蘭克(Robert H. Frank)是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的著作《成功與機遇:好運勢與精英神話》於5月11日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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