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8/2016

堅忍克制與從容不迫的作家、翻譯家楊絳

紐約時報
閱讀AMY QIN

Imaginechina, via Associated Press

2012年的楊絳。她詳盡地回憶了自己與北京政府不對付的經歷。

北京——週三,中國作家、劇作家、翻譯家楊絳在北京逝世,享年104歲。她所撰寫的風格堅忍克制的文革回憶錄一直是有關那個年代的最受推崇的作品之一。

包括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在內的眾多官方新聞媒體發佈了她去世的消息。這顯示出楊絳在中國受敬重的程度。

在毛澤東於1966年為根除意識形態敵人而發起文化大革命之時,她和丈夫——《圍城》的作者錢鍾書——已經是備受讚譽的作家。當時,楊絳正在翻譯《堂吉訶德》(Don Quixote)。這是一項頗具難度的任務。

因為找了好幾個英文和法文版的《堂吉訶德》都覺得不太合適,她開始自學西班牙語。

「如果想忠於原著,就必須直接從西班牙文翻譯過來,」她在2002年寫道。

當紅衛兵學生激進分子從她位於北京的家裡將手稿抄走時,楊絳已經幾乎翻完了《堂吉訶德》八卷本中的七卷。像其他曾經留洋的學者和藝術家一樣,楊絳和錢鍾書也得接受「勞動改造」。他們當時已經年近六旬,被送到了中部省份河南的鄉下,一待就是好幾年。

「我費盡吃奶氣力,一鍬下去,只築出一道白痕,」楊絳寫道。「引得小夥子們大笑。」

隨着文革勢頭減弱,楊絳回到北京,繼續翻譯《堂吉訶德》。據說有人在廢紙堆裡發現了之前被紅衛兵抄走的幾近完成的手稿,將它還給了楊絳。這本譯著在1978年發表,至今依然被普遍看作《堂吉訶德》在中國的權威譯本。

楊絳另一本知名著作是她在1981年出版的回憶錄《幹校六記》。這本書回憶了她在河南的歲月,文字頗具感染力。本書沒有其他許多回憶文革動蕩歲月的作品所具有的情緒化基調,而是以輕描淡寫、略帶諷刺的文字,平實地講述了她在遭清洗官員和學者聚集的「幹校」裡的日常生活:鑿井、照管菜園、和一隻小狗做朋友。不過,在回憶女婿自殺一事時,她的語調變得堅忍起來。因表現出反動傾向,他死前持續受到同輩的批評指責。

《幹校六記》英文版的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表示,相比於其他文革時代回憶錄中比較多見的飽含暴力與傷害的故事,楊絳的講述「非常個人化,同時又對那個時期知識分子的『世俗』生活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在這本書的最後,楊絳總結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

這本書給當時年屆七旬的楊絳帶來了文學聲譽。

「《幹校六記》給人一種新的尊嚴感,」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中國現代文學副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說道。他同時也是一本有關錢鍾書與楊絳的著作的編輯。「它使他們作為個體的人從文革中顯露出來,而非只是受害者。」

楊絳1911年7月17日出生於北京,原名楊季康。那一年,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被推翻。在作為法律學者的父親的指引下,楊絳在東吳大學讀政治科學,後來進入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在那裡,她遇到了錢鍾書,後者是她在外國語言文學系的同學。

他們於1935年結婚,之後前往英格蘭。錢鍾書在那裡的牛津大學留學。楊絳生下他們唯一的孩子——女兒錢瑗。又在巴黎待了一年之後,一家人在1938年返回中國。就在前一年,日本開始入侵中國。

到了40年代,楊絳在戰時的上海以劇作家的身份獲得意外的成功,寫出了一系列妙趣橫生的喜劇。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權之後,夫婦二人移居北京。楊絳開始在北京從事教書和翻譯工作。

繼《幹校六記》和《堂吉訶德》獲得成功之後,楊絳又在1988年出版了小說《洗澡》。書中描繪了5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

「楊絳的一切都是『試』,」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紀念文章寫道。「這個『試』是一種從容不迫的平常心,沒有一絲跳着跑着爭名奪利的浮躁。」

楊絳經常寫一些極為私人的話題,包括她與錢鍾書的關係。1997年女兒去世,1998年錢鍾書離世之後,楊絳通過工作來排遣自己的悲傷。她將柏拉圖的《斐多》(Phaedo)從英文版翻譯過來,又撰寫了一部半虛構的家庭回憶錄《我們仨》。

「我們仨失散了,留下我獨自打掃現場,」楊絳寫道。「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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