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怡忠
自從蔡英文在去年九月競選期間提出「新南向」的戰略構想後，「新南向政策」成為外交圈最關注的議題之一，詢問度甚至比兩岸關係更高。當時「新南向政策」的口號一提出，不僅東協國家反應熱烈，包括美、日等國在內也多表示樂觀其成。國內的產業界對此更充滿想像，甚至坊間出現所謂新南向概念股、新南向概念基金等，顯示這是個大家寄以厚望的政策。
與東協等國在內加強關係的南向政策，從1990年代以來先後發生過兩波。李登輝時代有個南進政策，2000-2008民進黨執政期間，也有個南向政策。前者以東南亞為主，後者則把重點放在印度。李登輝時代的南進與90年代菲、泰、印尼、馬來西亞等四隻東亞小老虎的經濟噴發，加上台灣要走出去的「務實外交」政策，以及意圖降低對中經濟熱等因素有關，當時也成功讓李總統出訪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國。後因亞洲金融危機嚴重影響東南亞的經濟，台灣政府部門內部也存在協調問題、美國更處於後冷戰初期的全球戰略調整，對東亞主動關注有限，加上其他因素等，使這個南向政策受到中挫。
2000-2008民進黨執政期間，東南亞還處於從亞洲金融危機復原的階段，當時的世界新興經濟體的引擎主要是在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金磚四國，以及東南亞的越南及柬埔寨。同樣為了降低對中過度經濟依賴的風險，民進黨的南向政策重點是放在印度，也注目越南。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經濟發展驚人，以每年超過兩位數的比例在成長，加上印度又是個不熟悉的市場，語言與中國相比更是一大問題，以及美國困頓於反恐戰爭而對東亞地區無暇他顧，因此這個南向政策也沒有成功。
現在蔡英文即將上台，這個新南向政策在中國經濟走緩、部分東協國家成為新興經濟成長引擎、美國發動亞太再平衡政策等因素下，處於先天相對有利的位置，這也是為什麼這個構想在國際上會這麼受到關注與好評的主因。但有天時與地利等外在環境的配合外，最關鍵還是自己的作為，才是政策成敗的主因。
台灣想要發展新南向，就現實面來說，可能無法一次與東協國家展開多邊交往，加上東協國家內部狀況發展不一，前後差距很大，因此務實之計，可能還是要從多個雙邊關係的強化入手。印度、印尼、菲律賓、緬甸、越南這幾個國家不僅經濟發展是比較快速的，而且與美、日等台灣盟友關係較佳，因此是幾個較為大家關注的對象。
但因為台灣本身過去對東協的長期忽視，不僅投入研究的資源困乏，人脈關係也疏於經營，雖有為數不少的東南亞勞工與移民在台灣，也有相當數量的台商在東南亞，可是這些遠遠無法滿足台灣對東協經營的需要，更遑論其能支撐起提供新南向政策的情報分析能量。台灣當然需要積極投入資源以發展對東協的經營，但很可能會緩不濟急。
台灣在亞太區域「向南走、向下沉」是必然的趨勢，而且因為中國的經濟前景不樂觀，充滿太多不確定因素，加上台灣經濟脆弱體質日趨明顯，因此現在的南向政策面臨的主要挑戰是與時間賽跑的問題。
即便是專注於雙邊關係，短期來說，對台灣最省力的方式，是與第三國合作共同經營東南亞。美國再平衡政策以及其現在在南海議題的高度關注，強化了其所提供亞太安保穩定的公共財，對於台灣與東協關係的發展奠下基礎，但在經濟與社會等領域，台灣需要的是不一樣的合作對象。在這裡，日本與新加坡是兩個重要的夥伴。
日本過去長期經營東南亞，投入的資源甚多，也與東南亞維持良好關係，而台商過去就有透過雁行模式與日本母廠共同到東南亞合作的前例。現在的挑戰是將這個模式進行創新。但新加坡則是完全不同的期待。
新加坡雖然是東南亞面積最小的國家，其土地不到台中市的三分之一，人口也不是頂多，與兩億多的印尼、一億的菲律賓、近一億的越南等相比，新加坡人口數只能算是這些國家的地方省份而已。但新加坡可說是東南亞的資訊中心，過去為了生存之故，對東南亞小心與長期經營，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一般來說都相當不錯(主要的例外大概是馬來西亞)。世界五百大公司在新加坡都設有據點，作為其對東協，甚至是印度經營的區域總部。而本身通英語、中文、以及閩南語的特性，對台灣更具有吸引力。對許多台灣老闆來說，新加坡有可以使用中文的好處，但不存在中國缺乏法治的問題，是最不像外國的外國之一。在目前對東南亞的理解還十分欠缺時，台灣似有必要藉助新加坡所掌握對東協的人流知識與情報網絡，甚至是運用新加坡的金融與物流管理能力，以幫助我們對東南亞的經營。
過去因辜汪會談與馬習會的關係，國人看到新加坡就想到兩岸關係，但新加坡在世界立足的關鍵，不是因為其在兩岸關係的角色，而是其在東南亞以及對南亞次大陸的經營與相關的自我定位。兩岸關係只是新加坡在對中關係的籌碼，藉由增加中國對新加坡的需要或合作，強化新加坡在其他領域對中國的交涉力。脫離以兩岸視角看新加坡，我們就會發現新加坡對新南向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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