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南海爭議和國際新秩序
立行BBC中文網
南海國際仲裁的公布前後中國的態度和舉措反映了中國對未來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思維。
南海國際仲裁公布結果並不令人意外，中國、美國及有關其它各方未來可能如何處理這一爭議、管控可能發生的衝突才是最大懸念。
海牙國際法庭就菲律賓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做出仲裁，稱在中國地圖所繪的南海的九段線內，中國沒有歷史權利宣稱主權。中國立即重申該裁決是無效的，中國拒絕接受承認。
早在仲裁庭建立以來，中國就一直在指責菲律賓「惡意」提出仲裁、該仲裁庭違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精神參入有關島礁主權爭議問題、仲裁庭組成人員的不中立性等。
過去半年多以來，美國派軍艦在南海航行，誓言要捍衛國際航道航行自由。中國近期則在西沙舉行軍演，重申維護南海主權的行動。中美雙方在過去一年裏也在各種雙邊和多邊外交場合就南海問題表達過不同看法。
南海總面積是350萬平方公里，包括中國所稱的東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其中涉及爭議的區域主要是南沙的部分，而涉及到菲律賓與中國爭議的區域面積則更有限，但為何導致了愈演愈烈的一場國際風波呢？
很多國際學者和專家們指出，南海爭議的焦點並不在於一些無人居住的島嶼，或者是其周圍有限的漁業資源或者深埋海底未開發的石油，實質是不斷崛起的中國與傳統上主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美國之間矛盾的一個反映點。
南海仲裁結果公布前夕，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傅瑩應邀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失去與秩序再構建》的演講，認為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從沒有完全接納中國。而這種秩序已經無法適應世界發展客觀需要，需要重建新的秩序。
長期關注南海爭議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其新書《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中認為，中國崛起必然構成對現行國際秩序的挑戰，以西方民族主義的思路來理解中國民族主義，必然得出中國威脅論的結論，所以圍堵中國成了美國為首的西方的自然選擇。
他還在《無論如何，中國必須守住南海》的博客文章中寫到南海形勢惡化和當今世界地緣政治轉向亞太地區緊密相關。更直接地說，南海問題的惡化是美國「重返亞太」和中國對美國「重返」的反應兩者之間互動的結果。
新秩序重建？
鄭永年在論及地緣政治的文章中稱，面對急劇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中國有諸多戰略選擇。中國的選擇極其重要，基本上決定了亞洲未來的地緣政治局面，甚至是戰爭與和平。
而傅瑩在最新講話中表示，對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的挑戰並非源自中國，而是源自這個秩序的本身。「例如，美國和西方試圖在全球推廣西方價值觀已被證明效果不彰，尤其是在一些國家，舊的治理體制被破壞、新嫁接的體制卻不能有效運作，權力真空引發更多混亂，甚至動蕩外溢，結果帶來的不是秩序，而是失序。」
聯繫到中國，她認為「儘管中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的成功，因為與西方體制的差異，中國長期以來在政治上被西方世界所排斥，在軍事安全上美國主導的軍事聯盟也不關心中國的安全利益，甚至在亞太對中國構成安全壓力。」
她重申中國領導人有關中國是國際秩序的一部分的說法，強調中國所說的國際秩序是指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組成的「國際秩序」，包括國際法原則，與美國統治下的國際秩序有重疊，但不完全重合。
她說：「中國正在為改革、完善國際秩序貢獻力量，在經濟上提出了亞投行、一帶一路等倡議，安全上倡導倡導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與可持續安全等理念」。
亞洲的民族主義
傅瑩這次表述的觀點並非完全新穎，其他中國和國際的學者和外交人士也曾一再強調。今年3月份中國舉辦的博鰲論壇討論南中國海課題時，就體現出中國和西方學者強調的不同著眼點：中國學者強調「擱置分歧、共同開發」的「主旋律」；西方學者則主張抓住分歧點，呼籲各方進一步明確對「軍事化」、九段線和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理解和定義。
當時討論的主持人、已故的中國資深外交官吳建民強調，南中國海的問題被一些媒體誇大了，中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近年翻倍增長，說明和平和共贏是本地區的主流。
但這個主流是否會因為南海爭議出現戲劇性逆轉？長期被認為是中國外交「鴿派」的吳大使本人不久後在中國國內因為車禍意外身亡，讓很多中國內外的評論人士感到悲哀，認為中國失去了一位了解世界並且能和世界溝通、理性表達中國觀點的學者。
中國國內的聲音並非完全一致：在中國經濟崛起後，社會貧富差距分化，也成為政府倡導的愛國主義在下層社會演變為民粹主義的基礎。在中國和日本就領土和歷史問題發生爭議時，民族主義演化為非理性民粹主義已經展示過瘋狂的社會行為。
從歷史上看，南海的9段線是由中華民國在二戰結束後設立的，當時，後來表示爭議的一些區域內的國家尚未在民族主義意識下獲得國家獨立。中共基本繼承了中華民國的這一聲稱。在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意識普及的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各國執政黨能在涉及主權的歷史遺留問題上做出退讓嗎？這點連亞洲最具西方民主意識的日本的很多政客與民眾都難以做到。
因此，就南沙爭議問題，傅瑩也在最新的演講中重申傳達了中國政府把領土主權當作核心利益和中國民眾「堅信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態度。她也重申中國主張「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沒有追求霸權的主張」，希望通過雙邊對話和平解決問題，而解決之前尋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並表示中美都有維護國際航道自由通行的表態，應該避免傳統地緣政治爭斗而兩敗俱傷。
資本、貿易和貨幣
鄭永年從經濟戰略的角度在博客中指出，南海不僅僅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國的「生命線」。南海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主權問題」：中國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而80%以上 的海上航行須經過南海。
他警告說，一旦失去南海，那麼中國的海上貿易就會遇到極大的挑戰，從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作，衝擊社會政治的穩定。
中國有諸多評論人士也認為南海的爭議實質上也是中美對全球資本的爭奪，其中包括人民幣對美元主導世界經濟的挑戰。
傅瑩在英國的演講中指出：「全球化的進程改寫了世界，同樣也改變著世界力量格局。過去幾十年來，資本、技術和市場從西方發達中心向更廣泛的邊緣地區擴散和轉移，使較不發達國 家有條件實現經濟超越型發展。而現在伴隨這個轉移和擴散，國際社會需要及時調整和應對、重新構建或者是補充新的秩序結構。」 傅瑩表達的一個潛在的意思恐怕是：不論是南海爭議也好，還是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金融等方面的新秩序，中國並不是決定發展走向的唯一一方。
從這個角度看，南海問題也折射出中國在國際經濟「新秩序」構建過程中的考量。
南海國際仲裁公布結果並不令人意外，中國、美國及有關其它各方未來可能如何處理這一爭議、管控可能發生的衝突才是最大懸念。
海牙國際法庭就菲律賓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做出仲裁，稱在中國地圖所繪的南海的九段線內，中國沒有歷史權利宣稱主權。中國立即重申該裁決是無效的，中國拒絕接受承認。
早在仲裁庭建立以來，中國就一直在指責菲律賓「惡意」提出仲裁、該仲裁庭違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精神參入有關島礁主權爭議問題、仲裁庭組成人員的不中立性等。
過去半年多以來，美國派軍艦在南海航行，誓言要捍衛國際航道航行自由。中國近期則在西沙舉行軍演，重申維護南海主權的行動。中美雙方在過去一年裏也在各種雙邊和多邊外交場合就南海問題表達過不同看法。
南海總面積是350萬平方公里，包括中國所稱的東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其中涉及爭議的區域主要是南沙的部分，而涉及到菲律賓與中國爭議的區域面積則更有限，但為何導致了愈演愈烈的一場國際風波呢？
很多國際學者和專家們指出，南海爭議的焦點並不在於一些無人居住的島嶼，或者是其周圍有限的漁業資源或者深埋海底未開發的石油，實質是不斷崛起的中國與傳統上主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美國之間矛盾的一個反映點。
南海仲裁結果公布前夕，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傅瑩應邀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失去與秩序再構建》的演講，認為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從沒有完全接納中國。而這種秩序已經無法適應世界發展客觀需要，需要重建新的秩序。
長期關注南海爭議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其新書《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中認為，中國崛起必然構成對現行國際秩序的挑戰，以西方民族主義的思路來理解中國民族主義，必然得出中國威脅論的結論，所以圍堵中國成了美國為首的西方的自然選擇。
他還在《無論如何，中國必須守住南海》的博客文章中寫到南海形勢惡化和當今世界地緣政治轉向亞太地區緊密相關。更直接地說，南海問題的惡化是美國「重返亞太」和中國對美國「重返」的反應兩者之間互動的結果。
新秩序重建？
鄭永年在論及地緣政治的文章中稱，面對急劇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中國有諸多戰略選擇。中國的選擇極其重要，基本上決定了亞洲未來的地緣政治局面，甚至是戰爭與和平。
而傅瑩在最新講話中表示，對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的挑戰並非源自中國，而是源自這個秩序的本身。「例如，美國和西方試圖在全球推廣西方價值觀已被證明效果不彰，尤其是在一些國家，舊的治理體制被破壞、新嫁接的體制卻不能有效運作，權力真空引發更多混亂，甚至動蕩外溢，結果帶來的不是秩序，而是失序。」
聯繫到中國，她認為「儘管中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的成功，因為與西方體制的差異，中國長期以來在政治上被西方世界所排斥，在軍事安全上美國主導的軍事聯盟也不關心中國的安全利益，甚至在亞太對中國構成安全壓力。」
她重申中國領導人有關中國是國際秩序的一部分的說法，強調中國所說的國際秩序是指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組成的「國際秩序」，包括國際法原則，與美國統治下的國際秩序有重疊，但不完全重合。
她說：「中國正在為改革、完善國際秩序貢獻力量，在經濟上提出了亞投行、一帶一路等倡議，安全上倡導倡導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與可持續安全等理念」。
亞洲的民族主義
傅瑩這次表述的觀點並非完全新穎，其他中國和國際的學者和外交人士也曾一再強調。今年3月份中國舉辦的博鰲論壇討論南中國海課題時，就體現出中國和西方學者強調的不同著眼點：中國學者強調「擱置分歧、共同開發」的「主旋律」；西方學者則主張抓住分歧點，呼籲各方進一步明確對「軍事化」、九段線和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理解和定義。
當時討論的主持人、已故的中國資深外交官吳建民強調，南中國海的問題被一些媒體誇大了，中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近年翻倍增長，說明和平和共贏是本地區的主流。
但這個主流是否會因為南海爭議出現戲劇性逆轉？長期被認為是中國外交「鴿派」的吳大使本人不久後在中國國內因為車禍意外身亡，讓很多中國內外的評論人士感到悲哀，認為中國失去了一位了解世界並且能和世界溝通、理性表達中國觀點的學者。
中國國內的聲音並非完全一致：在中國經濟崛起後，社會貧富差距分化，也成為政府倡導的愛國主義在下層社會演變為民粹主義的基礎。在中國和日本就領土和歷史問題發生爭議時，民族主義演化為非理性民粹主義已經展示過瘋狂的社會行為。
從歷史上看，南海的9段線是由中華民國在二戰結束後設立的，當時，後來表示爭議的一些區域內的國家尚未在民族主義意識下獲得國家獨立。中共基本繼承了中華民國的這一聲稱。在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意識普及的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各國執政黨能在涉及主權的歷史遺留問題上做出退讓嗎？這點連亞洲最具西方民主意識的日本的很多政客與民眾都難以做到。
因此，就南沙爭議問題，傅瑩也在最新的演講中重申傳達了中國政府把領土主權當作核心利益和中國民眾「堅信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態度。她也重申中國主張「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沒有追求霸權的主張」，希望通過雙邊對話和平解決問題，而解決之前尋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並表示中美都有維護國際航道自由通行的表態，應該避免傳統地緣政治爭斗而兩敗俱傷。
資本、貿易和貨幣
鄭永年從經濟戰略的角度在博客中指出，南海不僅僅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國的「生命線」。南海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主權問題」：中國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而80%以上 的海上航行須經過南海。
他警告說，一旦失去南海，那麼中國的海上貿易就會遇到極大的挑戰，從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作，衝擊社會政治的穩定。
中國有諸多評論人士也認為南海的爭議實質上也是中美對全球資本的爭奪，其中包括人民幣對美元主導世界經濟的挑戰。
傅瑩在英國的演講中指出：「全球化的進程改寫了世界，同樣也改變著世界力量格局。過去幾十年來，資本、技術和市場從西方發達中心向更廣泛的邊緣地區擴散和轉移，使較不發達國 家有條件實現經濟超越型發展。而現在伴隨這個轉移和擴散，國際社會需要及時調整和應對、重新構建或者是補充新的秩序結構。」 傅瑩表達的一個潛在的意思恐怕是：不論是南海爭議也好，還是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金融等方面的新秩序，中國並不是決定發展走向的唯一一方。
從這個角度看，南海問題也折射出中國在國際經濟「新秩序」構建過程中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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