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傲慢是一種精神疾病

南方朔

一九七○年代是美國民權運動的年代，美國學術界當時對權力的病理學也做了有史以來最深入的分析。當年的紐約州立大學教授沙茲（Thomas Szasz）以及加州「激進精神治療學派」的許多精神科醫師，就對權力的精神病理學提出了洞見。

抗議四起 都假裝沒聽到

他們指出，現在的人雖然大家都知道人生而自由，但很少人知道人們其實是被很精密的鎖鏈所綑綁，統治者會自居主張，而後劃分敵我，形成一種排他性的壓迫結構，他們是好人，別人則是邪惡的壞人。當出了問題，別人的意見它就是不理會，縱使別人的意見再好，它都假裝沒聽到，等別人忍無可忍而開罵或走上街頭抗議，這時候它就忽然精神抖擻了起來，替別人猛貼標籤，說別人就是本性不好，有攻擊性，容易歇斯底里等。它就靠著這種貼標籤，而造成大眾的習慣，於是它那種壓迫就反過來證明有理。

沙茲教授在他的著作《意識型態及精神異常》裡因而指出，壓迫的體制，本質乃是一種精神變態，它以精神虐待別人為要件，別人有什麼意見它就是不理，等到別人忍無可忍而開罵或抗議，始作俑者的它就可以透過貼別人標籤而佔到惡人先告狀的便宜，權力的虐他者可以享受到虐他的極大樂趣與好處，這也是虐他式的壓迫得以長期存在的原因。

壓迫體制 卻惡人先告狀

因此，當年美國西岸的一群精神分析師出來組織了一個「激進精神治療學派」，這個學派的掌門人史坦納（Clamde Stainer）即明白指出，政治的傲慢與精神的迫害，本身即是一種虐他式的心理疾病，這種心理疾病已被內化進了社會及政治控制的方式中。這種控制方法會造成人們對政治及社會的疏離，對現狀不得不忍耐接受。他指出，如果要恢復人的真正自由，唯一的方法就是體察到這種權力的病理學，社會上的人們一起站出來揚棄這種迫害，轉化出真正的義憤才有希望。美國經過一九七○年代這一輪對權力的病理學反思，寓壓迫於歧視中的政治控制方法才逐漸停止，當權的人物與政黨才不敢繼續傲慢下去！

因此，權力的傲慢乃是一種精神疾病，它是一種以虐他為核心的政治迫害，而今天台灣的馬政權就是個典型的例證。

二○一二年，乃是台灣嚴重退化的一年，台灣的經濟表現幾為亞洲主要國家之末，國民平均每戶收入已跌回到十四、五年前水準。由於收入不增反減，加上物價上漲，每戶人家的平均支出已增加了一一五八元，對大官這根本不是錢，但對小庶民已是嚴重的雪上加霜。除了這種經濟問題外，台灣還有財政瀕臨破產的年金改革問題，以及媒體生態改變的問題等，這些問題環環相扣，既是外在環境的改變，也是台灣內在環境的巨變，顯示出整個生存條件的惡化。

因此，如果馬政權是個有感能感而且有知的政權，在這樣的巨變時刻，早就動員官民政學商各界，召開大型的會議，這種會議是否可以叫做國是會議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台灣已需設法來重塑國家方向，並對各種迫切的中長程問題設定出解決的架構。有關國是會議的說法，不僅在野黨在說，甚至國民黨自己稍早前的四中全會也有很多人在提，主張的民意也高達七成之多。就是說台灣絕大多數民意都對現況感到不安。

權力傲慢 偏偏不聽民意

如果馬總統真的有感有知，不管他以什麼名義召開這種會議，確定了國家的未來方向，這個功勞一定會歸諸於他，別人想搶也搶不走。可是人們都知道，馬別的本領沒有，但卻有一個最大的本領，那就是民意愈主張什麼，他就偏偏愈不什麼。這就是古代中國帝王式的傲慢心態，他認為聽從了民意，他那種帝王式的權威就受到了損失。他這種權力者的傲慢，如果他真是天縱英明，每件事一發生，他就能本於擔當，立刻做出決斷，也就罷了。但在過去一年裡，台灣發生了多少事，他沒有一件是有擔當的做出決斷，幾乎每件都是東躲西閃的在那裡敷衍。馬已成了全世界少見的不領導、亂領導的領導人。

虐待民意 替別人貼標籤

於是，就在最近，人民已忍無可忍的生氣了。今年台灣有四十八％的受僱者領不到年終獎金過年，於是火大的人民遂上街嗆馬。「一一三」嗆馬大遊行，原估只有十萬之眾，但最後卻跑出了廿萬人，如果稍有自我的反省心，就該好好自責一番。但本文前面已指出，精神異常的政客，當別人生氣上街，他的貼標籤立刻開始，他們又在藍綠惡鬥、民進黨又想要奪權上作文章。人民的聲音他不理不睬，這是一種對民意的虐待，等到人們生氣了，他們就真惡人先告狀的替別人亂貼標籤，他們真的很享受虐待別人的快感。

馬虐他性 該去看精神科

在「一一三」大遊行後，他們還送給了人民一個禮物，人們已經難過年了，他們為了顯示自己的大恩大德，立刻表示今年他們不吃尾牙，第二天又說尾牙還是要吃，只是各單位拆成一個個小單元去辦，不是大張旗鼓去辦。當人民沒錢過年，他們則在尾牙上搞宣傳。他們真的很會吃人民的豆腐。這種避重就輕的宣傳，當然也是一種虐他。馬政府的這種虐他性，它真的很需要去看精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