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超日太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倪開祿留下數十億債務“外逃”傳聞一度引起軒然大波。盡管1月4日倪開祿回國打破其“跑路”傳言，但超日太陽資金鏈緊張問題也隨之暴露出來。在光伏行業整體困境面前，超日太陽顯然只是“冰山一角”。
數據顯示，中國最大10家光伏企業累計債務已高達1100億元，此外還有數目龐大的應收賬款，光伏企業的財務危機更顯嚴峻。筆者認為，造成光伏企業高應收賬款運營、資金鏈緊張的罪魁禍首在於產能嚴重過剩，而非行業本身問題——畢竟巴菲特還剛出手25億美元投資美國的太陽能產業。
產能過剩一直是近年來中國產業發展的“痼疾”。產能利用情況最為直接的指標即為產能利用率 ( capacity utilization) ，被定義為長期均衡中的實際產量與最佳生產能力之間的差異。美國、日本等國家很早就開始對產能利用率指標進行工業統計和跟蹤分析， 是用於反映工業經濟實力和工業經濟走勢的一個主要月度指標。可惜中國國家統計局沒有編制及公佈這個指標。
雖然中國沒有產能過剩的指標，但無論是屬於高耗能的電解鋁、鋼鐵製造，還是新興產業的光伏太陽能和風電，以及造船和鋼鐵業中高端產品的硅鋼，均被業界公認為“產能過剩”。
傳統行業而言，根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在其發布的《2012年中國工業經濟運行上半年報告》中指出，中國鋼鐵行業產能過剩1.6億噸以上。水泥產能過剩超過3億噸。
有色金屬行業的電解鋁這些年的無序擴張也導致了長期產能過剩的風險。其產能利用率在2007年將近90%，由於盈利豐厚，吸引了許多企業新建大規模產能。各地一窩蜂而上的結果是產能擴張太快，行業產能利用率迅速降低，近兩年已經降至65%左右。
鋼鐵製造行業產能過剩已持續好幾年，在2007年前，粗鋼產能利用率在83%以上，但2007年後產能利用率整體下了一個台階，再也沒有回到80%，即長期產能過剩的體現。
新興產業方面也有不少案例。據報道，風力發電機組製造業目前產能閑置逾40％；光伏產業產能也嚴重過剩，據工信部下屬的光伏產業聯盟對所屬160多家企業的統計，產能己經達到了35吉瓦，全國光伏企業總產能在40吉瓦上下，比世界其他國家的總裝機量還多。
產能過剩是今後5年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中的最大挑戰。產能過剩的發展使企業的投資預期下降，其解決需要合並關閉一些工廠，這會導致失業，打擊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預期，由此使經濟增長面臨越來越明顯的下行壓力。
產能過剩在企業層面的影響如企業凈利率降低，負債增加，應收賬款的增加，導致銀行不良資產增加，進而將風險傳遞到銀行業。以中國光伏產業為例，其連續5年年增長率超過100%，在產品價格暴跌的背景下企業利潤銳減乃至大面積虧損，巨額負債更令企業如牛負重。有數據表明，2010年，光伏產業毛利率還在30%左右；2011年就降到10%以下，而行業內企業毛利率若低於10%，很難實現盈利；到2012年上半年，海外上市中國光伏產業股中，毛利率低達1%以下者已經比比皆是，有的甚至為負數。
而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是產能過剩的體制性原因，表現在政府乾預投資和經濟增長的能力過強，地方間形成惡性投資競爭，使產能擴張難以抑制。尤其在2009 年和2010 年“四萬億”投資帶領下，企業盈利改善，因此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熱情攀升；而2011-2012 年是行業前期投資下產能釋放的高峰時期，然而這時隨著經濟總需求的逐季下行，產能過剩問題也越來越突出。
十多年前，中國也曾出現過產能過剩，但那更多是周期性原因，在周期谷底時確實會呈現產能利用率偏低的問題，但由於中長期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並未下行甚至更高，產能利用率很容易隨著經濟復蘇而強勁回升。不過，從導致此輪產能過剩的原因看，不能靠拉長經濟低迷時期來自動淘汰過剩產能，中國當前產能過剩現象並不是單一經濟周期的現象。
從傳統的鋼鐵、水泥等基建行業，到光伏產業等代表未來新興產業發展方向的高科技產業，中國的產能過剩是普遍的、全方位的。然而，中國現在進入經濟轉型期，當產能過剩遇到經濟轉型，產能過剩就成為更加棘手的問題。
因此，中國產能過剩的解決，不能用逆經濟周期的傳統思路，即總需求擴張政策；其次，結構調整也未必有效，新興產業、傳統行業的高端產品領域，產能過剩也是“重災區”。因此產能過剩問題也凸顯政策難題，如果不抑制政府投資的沖動，則產能過剩得不到解決甚至會愈演愈烈，而其引發的連鎖反應，不僅對經濟增速有一定製約，也會導致生產要素價格扭曲，對企業利潤的影響可能較為明顯；而如果壓縮產能，則經濟可能會遭遇滑坡。
也正因此，如果僅靠政府調控，只能使問題有所緩解，若要最終解決這個問題，長痛不如短痛，必須依靠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改變GDP掛帥的地方官員提拔體系及政府對資源和生產的強大控制和影響，加快完善市場體制和機制的改革，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嚴格破產退出制度，理順市場價格體系和定價機制，從而有利於發揮市場競爭優勝劣汰作用。
沈建光，瑞穗證劵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赫爾辛基大學經濟學博士。少時曾求學歐美，希望縱橫四海，游歷全球；如今重心回歸中國。曾任國際經合組織顧問和歐洲央行資深經濟學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芬蘭央行經濟學家，現亦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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