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國家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

日本經濟新聞

已經退休的兄弟三人在老家的街上一起吃飯。三人都在政府機關上班，並且小有成就。酒過三巡，不知不覺就聊到了房子的話題。

「我家有三套房子，一套我們夫妻住，一套給女兒女婿住，還有一套對外出租」。

「我家有五套房子，賣了一套現在還剩下四套，我是在行情好的時候賣的」。

「我在上海有一套高檔公寓，現在行情不好，打算觀望一段時間」。



雖然上述對話是筆者編的，但也並非完全虛構。根據所見所聞，將內容稍加改動,以避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即使不能當上大官，只要在政府機關工作，就一定有機會買房。有了一套房子後，就很容易擁有越來越多的房子。這是因為可以用第一套房子作擔保從銀行貸到購買第二套房子的資金。在市場經濟下，只要擁有資産，便容易以較低利率從銀行貸到錢。相反，如果沒有資産，收入又很低的話，就只能以很高的利率貸款。原因是向無資産人貸款的呆帳風險較高，銀行會蒙受損失。

銀行承擔高風險，理應獲得高回報。因而無資産人的貸款利息很高。在市場上，這是「公平」交易。但是這樣一來，沒有房子的人將越來越難以擁有房子，而上文中的兄弟三人只要有了一套房子，就很容易擁有越來越多的房子。市場經濟看似「公平」，但以長遠的目光來看卻並「不公平」。

筆者在日經中文網的這個專欄中不厭其煩地強調中國有必要完善市場經濟。對此，很多讀者批評稱，你所説的市場經濟只會擴大貧富差距，讓沒有資産的人感到絕望，導致社會動盪。正如讀者所説，筆者自己也深知市場經濟並不是萬能的。

即便如此,筆者仍固執地呼籲完善市場經濟是有原因的。上文中的兄弟三人退休前都是公務員。在中國，只要在機關工作，就容易以低價買到房子。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調查，中國的公務員人口占總人口的0.86%，然而在購房者中公務員所佔比重達到7.1%。雖然不知該數字是否準確，但不容否認的是相比其他職業，公務員在買房方面確實有優勢。

在亞洲，以中産階層為主的市民社會的形成進程滯後。過去，亞洲的任何國家都有皇帝或國王，為其服務的官員（公務員）和軍人都過著風光的生活。而人數最多的農民卻不得不繳納稅金，養活國王、官員和軍人。雖然也有生活富足的地主和商人，但是在總人口中佔比很小。商人和地主要想守護自己的利益，就要得到政府的保護。

因此亞洲在近代化過程中保留了以政府為中心的制度和社會習俗。日本明治維新後，政府開始振興官營企業，保護特定企業（財閥）。不用説，官員和軍人仍然跟從前一樣作為政府服務人員得到優待。在亞洲，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和泰國等國家和地區都走上了同樣的道路。這種政府干預經濟的體制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這種體制市場作用有限，政府官員和與政府勾結的企業經營者受益優先。

這種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初期階段非常有效。其原因是以政府為中心對短缺的資金和人才進行分配，使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然而，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弊病也就變得突出了。

首先是不公平問題。與政府勾結的勢力優先受益，會導致賄賂現象嚴重，令普通民眾的不滿日益升溫。若這種不公平感擴大，民眾就會失去幹勁。其次，受到政府保護的企業大都會存在效率低下的問題，且最終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絆腳石。

包括日本在內，以政府主導實現經濟發展的所有亞洲國家和地區都不得不克服這一課題。如果不將經濟與政治分離，轉換成以民間主導的純粹的市場經濟，就將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腐敗、貧富差距和經濟減速的問題。正因為如此，筆者才在日經中文網這個專欄中一再強調不管市場經濟存在什麼樣的消極面，亞洲都應該首先要完善市場經濟。


　 那麼，市場經濟消極的一面又該如何應對呢？在市場經濟下，強大企業任意決定商品價格,一味考慮賺錢以及隨意排放污染物的事件也頻繁發生。若是弱化政府的權限，這種企業就將無法無天。而如果政府不加強徵稅、對收入進行再分配，貧富差距就會擴大，最終將會損害市場經濟本身。筆者在一定程度上也贊同這種觀點，但有些地方則需要注意。如果由政府來採取措施解決市場經濟的失敗和副作用，政府就會擁有強大權限。如此一來，與政府相互勾結的既得利益者就會捲土重來，政府也將試圖再次支配經濟。

　 在通過政府之力糾正市場經濟的失敗和副作用時，有必要同時思考政治制度的改革。政府不能公平對待企業和投資者怎麼辦？政府不能公平進行徵稅和收入分配怎麼辦？政府犯錯誤由誰來監督並加以糾正？法院等司法機構犯錯誤政府（行政機構）如何應對？如果是民主主義國家，一般民眾可以通過選舉對政府和司法機構進行監督，但在中國，民眾會以何種方式來監督司法機構呢？

　 由中央政府監督市場經濟是否合適也是一個應該討論的話題。越是形成中央集權性的大政府，就越難以應對貨幣、股票和利率等市場的激烈變化。發生問題時，應對對策也容易滯後。而越是成為大政府，民眾對政府的監督也愈發困難。居住在相距數千公里之外的邊境地區的民眾將如何監督中央政府的政策呢？在中國，地方分權的利弊和程度、政府職能調整等議論無疑也將會越來越熱。

　 在已開發國家，很久之前就開始由監察專員(Ombusman)這種民間人士組成的第三方組織來監督政府和企業活動。在貧困對策方面，非政府組織（NGO）取代政府機構發揮主導權的情況也並不罕見。被稱為社會性企業(social enterprise) 的企業負責失業者對策和職業訓練的事例也在逐漸增加。二十一世紀將不再是由政府管理一切的時代。

但要求中國立刻實現這種政治和社會兩方面的大規模改革或許並不現實。考慮到中國的實情，中國應首先儘快加速完善市場經濟並擺脫政治干預，構建緩解市場經濟副作用和矛盾的政治及社會機制或許只能逐步推進。當然，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公平應該盡可能加以改善，不過若以此為由一直維持政治主導的經濟體制，政治帶來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將完全不會改善。

實際上，本文開頭介紹的兄弟中還有個四弟。並非公務員的他並不擁有奢華的住宅。借著酒勁兒，他對三個哥哥吼道：「這樣的社會不會永遠繼續下去」。筆者也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