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2015

珍愛中華文化,不盡然要做中國人

顏綠芬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博士(Ph. D.),先後主修歷史音樂學、民族音樂學,輔修文化人類學。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專任教授,曾擔任音樂系系主任、教務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委等。曾獲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獎,亦曾擔任國家文藝獎、金曲獎、金鼎獎評審,現受聘為教育部高中音樂課本審定委員會主委、大學評鑑委員、文資局審議委員。 重要著作有《音樂欣賞》、《音樂評論》、《不固定樂思》、《臺灣的音樂》、《臺灣的真情樂章- 郭芝苑》、《張炫文的土地之戀》等,主編《臺灣當代作曲家》、《臺灣音樂百科辭書》〈當代篇〉等。

所有的古文明,都是全世界的珍貴遺產,都能滋養我們,即使出生在新生的國家,也一樣能吸收學習,像美國、澳洲、紐西蘭。台灣,也一樣。

今年歐洲的兩件大事,一是希臘政府的頻臨破產和衍生出的歐債問題,二是目前仍沸沸揚揚的敘利亞難民潮。希臘的危機因為得到貸款紓困而暫時獲得紓緩。先不談經濟問題,一說到希臘,就會想到古希臘文化的輝煌,以及西元十四到十七世紀,人文主義者對古希臘文化的推崇、研究和體現的文藝復興運動。電視上在銀行前擠兌的憔悴的民眾,徘徊於街巷的憤怒的失業青年,還有緊皺眉頭、個個苦瓜臉的官員,好像怎麼樣都無法跟美麗的希臘雅典連結在一起。

我從小被教育「中國有五千年文化」、「中國地大物博」、「中國是偉大的國家」,孔孟儒家思想深根地固的溶在血液中,「我們是中國人」到我24歲出國留學前,從未被懷疑過。

1978年秋,初到德國,在柏林工業大學音樂學研究所註冊。這座大學是個非常國際化的大學,到處都看得到外國學生,因為我先被排到德文班(為已獲入學許可的外籍生所開),短短數星期中,就接觸到來自土耳其、伊朗、韓國、日本、香港、義大利、荷蘭、印尼、英國等國同學。大家寒暄,第一句話都會問「你叫甚麼名字、來自哪裡」。我通常會說,我是中國人,來自台灣。同學中有一些很清楚台灣和中國分屬兩個不同政權的,就會跟我聊起來。漸漸的,我就直接說我來自台灣。當時純粹覺得,自己跟對岸的人很不相同,特別是不想被認為是共產黨派出來的。因為那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國際上對其之普遍觀感是:慘絕人寰的世紀文化大浩劫,中共被認為是獨裁專制、沒有文化的統治者,中國人也被認為是貧窮、落後。雖然,我不願意被貼上來自中國的標籤,但是我仍認為自己是「Chinese」。

從「我是中國人」到「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個漫長的階段。我進入柏林工業大學後,被要求修三個學科,於是另選擇了自由大學的民族音樂學和文化人類學(Ethnologie,相當於cultural anthropology)。這兩個研究所的課程打開了我的視野,從狹隘的只推崇西方古典音樂,延伸到尊敬、喜愛各地的民族音樂,如非洲的擬語言化的鼓樂、拉丁美洲熱情的舞蹈音樂、印度綿延不絕的西塔琴音樂,或是印尼、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銅鑼樂隊文化,甚至大洋洲的音樂等。文化人類學的課程,我從歐洲的民族遷徙,學到了所謂的「純正的血統」幾乎已蕩然無存(除非我們還能發現與世隔離、封閉幾千年的民族)。也從各種實際的文化現象,看到了各種文化的獨特性,如婚喪禮俗排場與禁忌,不管其表現形式如何,各種禮俗都有其歷史淵源、傳統價值和生命意義;我也認識到因為人類的接觸,文化相互影響、融合和再生,如同國人所熟知的飲茶文化,在英國、日本、中國、越南等地,都各異其趣,自成一格。

台灣學界以及社會上,老愛用「漢人」、「漢文化」,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誰是漢人」?「漢文化」如何定義?都應嚴肅以待。像以弓拉奏的胡琴這種樂器,遍佈世界各地,在北非、中東、東南亞稱rebab(或拼成rabab,rebap等),伊拉克稱joza;而中國各地有京胡、椰胡、板胡、二胡、南胡等,在台灣有殼仔弦、大筒弦、胖胡等各種型制和音樂功能。這種樂器和它所承載的音樂文化,非常多元,稱為「漢文化」值得商榷。其他很多文化現象也有類似的狀況,如果我們不能說,胡琴是漢文化,那麼「飲茶文化」也不是漢化文專屬。服飾方面,雖然很多華人喜歡以旗袍為中國傳統服裝自居,旗袍顧名思義是「旗人之袍」,是不折不扣的滿人服飾,更不能稱是「漢文化」了。

種種的衝擊,令我體認到,崇尚巴赫、貝多芬、歌德,聽古典音樂、讀德國文學,不必然要成為德國人;心儀希臘文化,體會其古典哲學、美學,不必然要成為希臘人;深受孔孟儒道學說浸淫,幾乎天天引用古人哲言,也不必然非做中國人不可。所有的古文明,都是全世界的珍貴遺產,都能滋養我們,即使出生在新生的國家,也一樣能吸收學習,像美國、澳洲、紐西蘭。台灣,也一樣。

台灣是我的故鄉,育我、養我,數百年來,這塊土地上的前輩,懷著理想,用他們的鮮血、勞力、傻勁,犧牲打拼,打造出這樣美麗的家園,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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