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博士（Ph. D.），先後主修歷史音樂學、民族音樂學，輔修文化人類學。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專任教授，曾擔任音樂系系主任、教務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委等。曾獲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獎，亦曾擔任國家文藝獎、金曲獎、金鼎獎評審，現受聘為教育部高中音樂課本審定委員會主委、大學評鑑委員、文資局審議委員。 重要著作有《音樂欣賞》、《音樂評論》、《不固定樂思》、《臺灣的音樂》、《臺灣的真情樂章- 郭芝苑》、《張炫文的土地之戀》等，主編《臺灣當代作曲家》、《臺灣音樂百科辭書》〈當代篇〉等。
所有的古文明，都是全世界的珍貴遺產，都能滋養我們，即使出生在新生的國家，也一樣能吸收學習，像美國、澳洲、紐西蘭。台灣，也一樣。
今年歐洲的兩件大事，一是希臘政府的頻臨破產和衍生出的歐債問題，二是目前仍沸沸揚揚的敘利亞難民潮。希臘的危機因為得到貸款紓困而暫時獲得紓緩。先不談經濟問題，一說到希臘，就會想到古希臘文化的輝煌，以及西元十四到十七世紀，人文主義者對古希臘文化的推崇、研究和體現的文藝復興運動。電視上在銀行前擠兌的憔悴的民眾，徘徊於街巷的憤怒的失業青年，還有緊皺眉頭、個個苦瓜臉的官員，好像怎麼樣都無法跟美麗的希臘雅典連結在一起。
我從小被教育「中國有五千年文化」、「中國地大物博」、「中國是偉大的國家」，孔孟儒家思想深根地固的溶在血液中，「我們是中國人」到我24歲出國留學前，從未被懷疑過。
1978年秋，初到德國，在柏林工業大學音樂學研究所註冊。這座大學是個非常國際化的大學，到處都看得到外國學生，因為我先被排到德文班(為已獲入學許可的外籍生所開)，短短數星期中，就接觸到來自土耳其、伊朗、韓國、日本、香港、義大利、荷蘭、印尼、英國等國同學。大家寒暄，第一句話都會問「你叫甚麼名字、來自哪裡」。我通常會說，我是中國人，來自台灣。同學中有一些很清楚台灣和中國分屬兩個不同政權的，就會跟我聊起來。漸漸的，我就直接說我來自台灣。當時純粹覺得，自己跟對岸的人很不相同，特別是不想被認為是共產黨派出來的。因為那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國際上對其之普遍觀感是：慘絕人寰的世紀文化大浩劫，中共被認為是獨裁專制、沒有文化的統治者，中國人也被認為是貧窮、落後。雖然，我不願意被貼上來自中國的標籤，但是我仍認為自己是「Chinese」。
從「我是中國人」到「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個漫長的階段。我進入柏林工業大學後，被要求修三個學科，於是另選擇了自由大學的民族音樂學和文化人類學（Ethnologie，相當於cultural anthropology）。這兩個研究所的課程打開了我的視野，從狹隘的只推崇西方古典音樂，延伸到尊敬、喜愛各地的民族音樂，如非洲的擬語言化的鼓樂、拉丁美洲熱情的舞蹈音樂、印度綿延不絕的西塔琴音樂，或是印尼、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銅鑼樂隊文化，甚至大洋洲的音樂等。文化人類學的課程，我從歐洲的民族遷徙，學到了所謂的「純正的血統」幾乎已蕩然無存(除非我們還能發現與世隔離、封閉幾千年的民族)。也從各種實際的文化現象，看到了各種文化的獨特性，如婚喪禮俗排場與禁忌，不管其表現形式如何，各種禮俗都有其歷史淵源、傳統價值和生命意義；我也認識到因為人類的接觸，文化相互影響、融合和再生，如同國人所熟知的飲茶文化，在英國、日本、中國、越南等地，都各異其趣，自成一格。
台灣學界以及社會上，老愛用「漢人」、「漢文化」，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誰是漢人」？「漢文化」如何定義？都應嚴肅以待。像以弓拉奏的胡琴這種樂器，遍佈世界各地，在北非、中東、東南亞稱rebab（或拼成rabab，rebap等），伊拉克稱joza；而中國各地有京胡、椰胡、板胡、二胡、南胡等，在台灣有殼仔弦、大筒弦、胖胡等各種型制和音樂功能。這種樂器和它所承載的音樂文化，非常多元，稱為「漢文化」值得商榷。其他很多文化現象也有類似的狀況，如果我們不能說，胡琴是漢文化，那麼「飲茶文化」也不是漢化文專屬。服飾方面，雖然很多華人喜歡以旗袍為中國傳統服裝自居，旗袍顧名思義是「旗人之袍」，是不折不扣的滿人服飾，更不能稱是「漢文化」了。
種種的衝擊，令我體認到，崇尚巴赫、貝多芬、歌德，聽古典音樂、讀德國文學，不必然要成為德國人；心儀希臘文化，體會其古典哲學、美學，不必然要成為希臘人；深受孔孟儒道學說浸淫，幾乎天天引用古人哲言，也不必然非做中國人不可。所有的古文明，都是全世界的珍貴遺產，都能滋養我們，即使出生在新生的國家，也一樣能吸收學習，像美國、澳洲、紐西蘭。台灣，也一樣。
台灣是我的故鄉，育我、養我，數百年來，這塊土地上的前輩，懷著理想，用他們的鮮血、勞力、傻勁，犧牲打拼，打造出這樣美麗的家園，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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